最近，虽然忙于写作，无暇他顾，但作为调节，还是在微博上和文友热烈互动了几个来回，讨论明朝的人和事。
有位身居海外的博主，很有学识，贯通中西，对历史也很有研究，关于明朝，这位博主写道：“朱明恶政，罄竹难书。比如漕运，费时费力损耗巨大且弊端丛生，却一直拒绝以海运代替……”
这位博主显然对明朝没有好感，这个我们姑且不论，可说到漕运一事，博主的识见非凡，说到点子上了，观点可谓一针见血。
漕运简单说就是通过运河，把东南的粮食运到首都。因为要过黄河、淮河，而这两条河不服从领导，经常泛滥、改道，导致漕运屡屡受阻甚至中断。国家花在这方面的经费，仅次于军费、行政费，足见开销之大。
漕运，是明朝执政者非常头疼的事。
比如张居正，就花费大量精力在这件事上，想了很多办法，结果还是靠运气——寄希望于漕运时节黄河不决口改道。有人对张居正评价很高，说张居正为了漕运多么呕心沥血，多么勤政云云。这些人视野有问题：其实只要通海运，不仅成本低而且不必再绞尽脑汁于漕路不通了。只要问一句，张居正为何不推行海运？此一问，立即就深入到历史事件的实质上去了，也就问出大问题来了。
以我的观察，明朝拒绝海运，原因很多，有政治正确问题（太祖制定的海禁国策），有利益问题，也有视野问题。
不过我要说，实际上明朝并不是“一直拒绝以海运代替”。隆庆五年，当政的高拱力排众议，断然决策造海船、通海运。
这是事实，不容抹杀。
在漕运一事上，高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当然这是冒很大风险的，没有忘我的担当精神是不敢拍板的。所以我说，高拱是明朝统治集团中罕见的清醒者，是一位致力于为国家寻找新出路的政治家。
回到开头：那为什么那位识见非凡、贯通中西的博主却说明朝一直拒绝海运呢？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就在高拱决断通海运不到一年，高拱就被他的“生死之交”张居正勾结太监冯保推翻了。张居正上台，下令罢海运。海运，事实上只是在高拱当政时试行了一次而已，所以多数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误以为明朝一直拒绝通海运。
当张居正罢海运的决策传到河南新郑，下野的高拱闻讯后痛心疾首，写道：
海运一事，会予去位，当事者务反吾所为，随议罢。所造海舟弃之无用，沿海诸备皆废，予闻而三叹，可惜也。然此计终难寝，当必有为国谋忠者。纵他日必有行时，然又劳费一番矣！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读出，高拱是强烈主张通海运的，他作出通海运的决策绝不是权宜之计。如果他继续当政，海运是不会终止的。
我的老师、明史专家韦庆远说：“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张）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如果高拱仍在位首辅，是绝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就是说，通海运与解海禁、开放海外贸易是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高拱不仅主张通海运，也是主张解海禁、开展海外贸易的。他写给两广总督殷正茂的私信即可证明。
张居正不仅断然禁止通海运，还强烈反对解海禁、开展海外贸易。他曾给人写信说：“仆犹虑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所以他上台刚半年，即隆庆六年十二月七日，即颁旨严海禁，饬令沿海各省“将商贩船通行禁止，片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历史观察基点：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大航海时代，如果海禁解除、海运得通，海船业持续，中国是有可能赶上时代潮流的，中华号航船若在高拱的引领下，或许可以驶向新航道。
仅凭这一点，高拱和张居正谁是政治家，大家做出评判。
有人拿到《大明首相》，说高拱执政短暂，值得写吗？
岂不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官场上的逆淘汰机制——对者出局，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往往选择错误的道路。比如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出局了，张居正选择的是与大航海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回到太祖时代的道路。
所以，那些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正确抉择的政治家，弥足珍贵！
我写《大明首相》，正是基于这一点。在重大历史关头以忘我的担当精神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这样的先贤，罕见！越发值得今人追怀！这才是我写《大明首相》的动因！利己主义者是理解不了的；没有历史视野、人云亦云的人，也是理解不了的。
当然，高拱的贡献、高拱的精神，绝不止这一件事！
其余先不提了，这里只说这一件事。
把握历史真相，要有广阔的视野、博大的情怀、扎实的功底，审视历史，思考未来，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当然，对一般读者来说，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先入为主就可以了。看到与自己已有的历史认知不一样甚至相反的观点，先不要跳脚，而是好好读读，会有提高的。文明进步，需要提高素质，这方面，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