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 叶浅予《梅兰芳》
通过时代与时代、前人与前人比较，深刻认识和把握传统的精髓
中国书法发展到明代，不论是理论著述，还是法书碑帖，都已经十分丰富。如果面对浩如烟海的前代书法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地对取舍，那么传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个人乃至时代的书法就得不到发展。董其昌的做法是比较: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 《容台集·论书》
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妍矣。 《画禅室随笔》
晋、唐、宋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时期，后人津津乐道的。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梁嵘《评书帖》)便是由此演化而来。
但实际上董其昌这里的比较并不只是罗列三朝书法特点，这里面包含着董其昌自己的理解。前一则是董对唐、宋两朝书法的深刻认识:一是“意不胜于法”;二是宋意非“古人意”。
唐代书法的价值在“法”。非宋意可比，但是宋意自有“非古”的价值。实际上是说学唐重在学“法”，学宋重在学习抒发主体性情。
后一则是解析晋朝书法价值在于“风流”，而且要不失法度。这样的比较将前代书法的价值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了，以晋人为尚，但只有同时掌握法度和抒发主体性情才能成功奋不可偏颇。
由此他得出结论:“余每谓晋书无门，唐书无态，学唐乃能入晋。”《容台集·论书》)这一认识体现了董对前代书法内涵和价值的深刻理解，对他的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对不同时代书法的比较分析影响到他对书法高下的判断，而对不同书家的比较则成为鉴别、把握传统精华的直接途径。董其昌经常将前代书家进行比较:
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为一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有以也。吴兴书易学，米书不易学，二公书品，于此辨矣 《画禅室随笔·临米书后》
书须参“离合”二字，杨凝式非不能为欧、虞诸家之体，正为离，以取势耳。米海岳一生夸诩，独取王半山之枯淡，似不能进此一步，所谓“云花满眼，终难脱去净尽。”赵子昂则通身入此玄中，觉有朝市气味。《内景经》日:“淡然无味天人粮”，此言可想。 《容台别集·杂记》
此二则是比较杨凝式、米芾和赵孟頫的，言语间透出董其昌对他们的态度。董对杨、米二人非常推崇，而对赵则不甚恭敬。三人都是书法史上的成功者，但董其昌通过比较认识到米带与赵孟颊不同，但说得不很明白，以下两则表述得明确一些:
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有，一一规模古帖，乃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以势为主，乃大悟。脱尽本家笔，自出机抒，如禅家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晚年自言无一点右军俗气，良有以也。《容台集·论书》
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画禅室随笔》
由于董喜参禅，此处借用禅宗的术语来比较书家。赵孟頫、米芾都是学习二王的成功者，但他们也有高下之别。
赵学二王只达到了“合，’而未臻“离”的程度，只是笔画形态上与二王接近，换言之他还处于“刻画太甚”的阶段，而米芾则超越了笔画的形似达到了“脱尽本家笔”的“直夺晋人之神”之境界。
这一比较米、赵二人之高下判然。显然董其昌并不只是停留在比较二人高下上，他通过比较得到了什么呢?他意识到学习二王是正确的，是必须的，但不能像赵一样停留在笔画层面上学习二王，应当像米一样超越二王，“脱去右军老子习气”，“自出机抒”方是正途。
不能只做二王的翻版，应当创新。这一点米芾和杨凝式都明白，但赵孟颊却不清楚。董另外一段论述则是明说:“赵吴兴书《文赋》，虽姿媚横出，未脱本家笔。”(《容台集·论书》正与此处米芾的“脱尽本家笔”相对。
通过这样一比较，董其昌认识到了何者为精华当吸收，何者为糟粕当扬弃，前人书法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各有优劣，要想全面把握传统精髓必须博取众家之长方可成功。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传统的价值，才会下大功夫学习传统并最终达到传统的核心。所以他说:
(吾)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微仲、祝希哲置之眼危。《画禅室随笔》
他通过比较已经意识到“唐书不如晋书”，然后才会有选择地临习前贤法书。这说明他对传统的精髓已有了深刻认识和把握，这正是在比较、实践、再比较的不断循环中认识的结果。
通过自己与前人比较发现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历史定位
一般而言，和前人进行比较是需要勇气和理智的。如果在比较中如董其昌所言“今眼目为吴兴所遮障”《容台集·论书》，便会丧失自我，这对艺术创新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能进行平等、理智的比较不但不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反而会由此发现自己的优势，激发超前贤的勇气。董其昌经常和赵孟頫比较:
(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或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容台集·论书》
恨赵吴兴有此墨迹(指赵所临之《十三行》)，未尽其趣。盖吴兴所少正《洛神》疏隽之法。使我得之，政当不含也。 《画视野室随笔·跋十三行洛神赋》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吾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容台集·论书》
这三则比较有明比，也有暗比;有直接比，也有间接比。但结果总是董其昌胜出一筹。尽管也有“吾不如赵”之类的话，但是骨子里的意思还是自己占优势。
董其昌这样说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基于对赵的优缺点的清醒认识。他曾说:“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前人正自未可轻议。” 《容台集·论书》
可见他对赵孟頫的认识很深，他也对赵下过功夫。这正是他敢与赵孟頫争高下的资本。董其昌通过这一比较也把自身的优势体现了出来，为他在前人之外开创新风格做好了准备。所以董其昌在见到赵孟頫的《雪赋》之后说:
客有持赵文敏书《雪赋》见示者，余爱其笔法遒丽，有《黄庭》《乐毅论》风规，未知后人谁为竞爽，恐文微仲瞪乎若后矣。遂自书一篇，意欲与异趣，令人望而知吾家书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吾。又云右军无臣法此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容台集·论书》
董其昌在赵孟頫的作品后“自书一篇”，并且‘，意欲与异趣”，这已经是在赵孟倾之外创造“吾家书”了。从中能够看出董其昌经常与前代人比较的真实用意:就是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
通过自己与同时代书家和自身比较，明确自己的时代定位和风格创新方向与时人比较是确定自己在当时书坛地位的最好办法。董其昌选择的比较对象是文征明、祝允明二人:
(吾)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微仲、祝希哲置之眼角《画禅室随笔》
文、祝二人是明中期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代表当时的最高成就。董其昌深知只有超越他们，才能确立自己在书坛上的地位。他经过刻苦临池，认为自己眼力和书法水平都已经达到了“逼古”的程度，而文、祝则不够古，所以才“不复以文微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董其昌之前的明代书坛是吴门书派的天下，王世贞曾言:“天下法书归或吴”(《艺苑危言》)。然而明中期吴门书派风头渐弱，云间书派逐渐成形，董其昌深谙此道，在明确了当时书坛大势之后，便当仁不让，做起引领时代书风的先驱: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一时之际，然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画禅室随笔·评法书》
他通过叙述“吾松书”的历史、分析当下的书坛格局，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担当开宗立派的重任。虽然他也假意推让说“不欲争也”，但心目中早已以云间派老大自居了。这既是自己对时代书法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也是他的师友门派意识对他的影响。
董其昌实现这一目标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过程:
此余壬辰北上在广陵舟中书也。丙申除夕，清臣复持至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书与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五年矣，无能多胜于囊时，深以为愧。《画禅室随笔·自书卷后》
此余己丑所临也，今又十年矣，笔法似昔，未有增长，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书道也，戊戍四月三日。《画禅室随笔·临海岳千文跋后》
从这两则论述来看，董其昌的自我否定没让自己狂妄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程度，这也正是他的明智之处。而这一明智之处不能不说是他经常比较的结果。与别人比较才能清楚自己，清楚自己之后努力才有效果。他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学书过程:
余学书在十七岁时。……以为唐书不如晋魏，……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微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高标自许，譬如香严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做一生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画禅室随笔》
看得出这个过程里面充满了比较，自负与自卑、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而正是这些高出时人的比较意识使董其昌最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董其昌对前贤之间的比较明白了学书必须学习传统的精华;自己与前贤比较意识到了自己有“秀润之气”的特色和“多率意”的优点;自己与时人比较明确了还要“逼古”;再结合自身的比较，他最终在多角度的综合比较中找准了自己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定位，从而立足传统积淀、抒发主体性情，最终开创了不同于他人的新风格，实现了自己的书法理想。
董其昌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书法:“予学书三十，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 《画禅室随笔·酣古斋帖助》
的确如此，晚明书法异军突起，新书风层出不穷，董其昌与稍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共同铸就了明代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乐章。尽管董书的风格与他们差距颇大，但是在深入把握传统、注重主体个性、力求开创新风上都是相通的。
入清后，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董其昌书法的影响更加广泛，并且获得了与赵孟頫并列的地位，成为帖学一系中为数不多的几颗璀璨的明星之一。
这一切成就和影响都归结于他的书法创新，他的书法创新又归结于他对传统的理解和学习、对自身价值的重视和对历史、时代的准确定位，而这些又归结于他的比较意识。
因此对董其昌的比较意识进行深入探讨，不论对董其昌本人的研究还是对当下的书法学习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