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台湾民航机起义回大陆，责任人没被罢官，只因宋美龄一句话
宋美龄与空军有浓厚的渊源，国民党退台以后，她依然对空军的发展最为重视和关注。所以，宋美龄在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扮演过重要角色。
“中华航空公司”成立于1959年。初建时投资总额为20.7亿元台币，均由国民党官方垫付。当时人员的配备，主要是国民党空军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调用的。因此，长期以来尽管历任台湾“交通部部长”们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华航’百分之百的是民营。”（李达编著《宋美龄与台湾》第125页）但却是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华航空公司”的性质也和圆山大饭店相当近似，实际上乃是“百分之百的‘公营’”特权的象征。
就体制而言，“华航”既然是公司，按规定就应有公司登记，而且董事、监事名单必须公开。但是在台湾，“华航”的这些资料均属机密。更与公司体制不同的是，在台湾官方方面，还有一个高阶层的“华航小组”的存在。但是这个“华航小组”似乎也不负责监督“华航”，它的职责只是负责帮助“华航”解决财务问题而已。
截至1985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华航”的资产总值已达到11.47亿美元，但其负债总额已达10.6亿美元。一般公司，这样高的负债比例早已接近破产的边缘。但是“华航”却是安然无恙，因为它有国民党高层的“华航小组”为它解决财务问题，还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编列预算为它维持运营。毫无疑问，“华航”是个特权公司，也可算是国民党经营的公司。
从财务上来看，“华航”应属于官营的性质。因为在国民党“交通部”下辖有一“民航局”，“民航局”又设有一个民航事业作业基金项目，这个基金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华航”。例如，“华航”需要更新民航机队，出面向外国飞机制造公司购买飞机的资金，则是“民航局”从国库拨款而设立的民航事业作业基金先垫付，然后，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华航”使用。这等于是台湾当局出资本，而由“华航”做生意，而且即使亏损也无妨，因为有官方可以依赖。这种不计盈亏的特权生意，人人都可以做老板。
又如，由于“华航”经营无方，亏损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购“华航”的飞机修护栅，但是仍然租给“华航”使用。截至1987年，“华航”已连续亏损10年。据估计，仅“民航局”的民航事业作业基金，为了“华航”已经亏损了100亿元台币以上。这种超级的“保护”，不是特权又是什么呢？
据披露，“华航”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特权，也是得益于“空军之母”宋美龄。几十年来，宋美龄视国民党空军为己出，因此，自“华航”出世以来，宋美龄即介入甚深。有人评论说，她形同实质的董事长。
“华航”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任命均出自蒋介石夫妇的士林官邸。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华航”人事权仍属这个“最高当局”。例如，前台湾“空军总司令”、后任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因宋美龄一句话，便可以消灾解难免罢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驾驶员王锡爵驾驶着波音747F200型飞机投奔大陆，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这件事在台北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在蒋经国的“弹性”政策下，海峡两岸打开僵局，40年来第一次在香港展开了面对面的历史性谈判，大陆方面顺利地把飞机送回，除王锡爵外，两位机员也返回台北。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3年入灌县国民党空军少年军校，1949年随校迁往台湾。1963年作为第二批队员进入“黑猫中队”，退役后进入“中华航空公司”当驾驶员。在“黑猫中队”服役期间，他曾多次飞入大陆上空侦察，1964年他的队友李南屏被击中那天，他也正在大陆上空活动，差点丧失性命。当时他是在福建上空侦察，曾一度接近了福建漳州的导弹阵地，谁知就在导弹接电准备的紧要关头，他的飞机改变航向飞走了。22年后，他重新飞进大陆的蓝天，投入到祖国的怀抱时，迎接他的不是导弹，而是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台湾空军驾机起义者王锡爵
在台湾处理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有许多人受到牵连，（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了官）唯有乌钺单独获得留任，其原因在于，乌钺曾经为宋美龄开过飞机并备受赏识。据悉宋美龄干预此事时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不必要他去职。还问了一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他承担！在宋美龄的插手下，乌钺得以照坐“华航”的宝座。
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远居美国的宋美龄还在照旧插手台湾的某些人事安排，而且，也使人清楚地感受到“华航”的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航”既不是“国营”，也不是“民办”，而是真正的蒋家的“私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