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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系青铜器，青铜器在商周时期不仅是贵重的礼器，也是艺术品中国的青铜文化贯穿夏商周三代。经历了形成期（夏至商初）繁荣期（商中后期到西周前期）、中衰期（西周中后期到春秋前期）、复兴期（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类形制都有一定的变化，但动物类造型却始终是主要的装饰题材，特别是在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铜器制作普遍富丽堂皇，造型神秘典雅。商代最为盛行的是各种神化动物造型，而又以饕餮、夔龙、虺螭、凤鸟和高度神化的虎、牛、蝉等为最，并盛行“云雷纹”衬底，极力营造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
青铜器
这种神秘气氛下所表现出来的美，被称之为“狞厉之美”。当时在一件铜器上，往往不同题材的纹样和装饰技法同时都使用，将铜器通体装饰得非常紧凑，还盛行用高浮雕技法将铜器塑造的层次起伏。可以说，浑厚凝重的器身和神秘怪异的纹饰是商代铜器的基本特征。商代，山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非常丰富，不仅有二里岗时期青铜器，而且还有殷墟类型青铜器、旌介类型青铜器和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二里岗时期青铜器，下层仍以刀、镞、匕等小件器物为主，上层已出现了鼎、罍、爵斝、觚、等大型礼器，这些礼器纹饰简朴、不施地纹，纹饰主要有饕餮纹、乳纹、弦纹、连珠纹等。
青铜器
平陆前庄遗址出土的二里岗时期青铜圆鼎和方鼎，形体高大，浑厚凝重，堪与郑州出土的商代大圆鼎和杜岭方鼎相媲美。殷墟时期以灵石旌介三座商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这类青铜器绝大部分在组合、形制和纹饰方面都与殷墟青铜器如出一辙，但有少部分体现了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特点，如内钺、兽首刀、弓形器等石楼类型青铜器除了少量商式器物外，还有大量独特的器物群，如兽首刀蛇首蛙首勺、兽形觥等。这些器物多以虎、马、蛇、蛙等动物造型或纹饰来装饰铃球、 铃铛、单环、双环或多环常被用作器物附件。
青铜圆鼎
除了动物纹饰，其他纹饰也独具特色，如忻县连寺沟出土的羊圈坡云纹鼎，口沿下就不是殷墟流行的饕餮纹，而是一种S形云纹；清涧解家沟和石楼桃花庄直线纹簋形制、花纹均与殷墟有别。商代山西出土的青铜器不仅以殷墟青铜艺术为基础，而且大量吸收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开创了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兼收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艺术风格。西周中后期到春秋早期是中国青铜艺术的中衰期，本期铜器制作多简朴潦草装饰艺术题材也颇显单调。以往习见的多种动物纹或销声匿迹，或蜕变为各种变形兽体纹或几何形纹，闻喜上郭和晋侯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即属于本期。
殷墟青铜
晋侯墓地青铜器在纹饰上，繁缛与简约并行，除西周常见的几何形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外，变形龙纹、兽面纹也占相当数量如龙耳人足方盒、鸟盖人足等，器身遍布复杂多变的纹饰。在为数众多的铜器中，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中有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天文历法名称。春秋中期以后，中国青铜艺术进入复兴期，这个时期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而走在这场社会变革前列的首推晋国。晋国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最先发生了动摇和瓦解，弑君犯上，列卿专权不断上演，而当时经商可以致富，军功可以显名，寒士可以出将入相。
龙耳人足方盒
因此文学艺术上的标新立异不再被视作大逆不道，“资在于手”的“执艺之士”也激发出了空前的创作热情，之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商业的刺激，以及华夏列国间，甚至包括遥远异域间文化交往的扩大和深化，晋国青铜艺术焕然一新。在装饰题材方面，曾消失很久的各种神化动物又以全新的姿态涌现出来；各种写实动物也以极为生动传神的造型崭露头角一向少见的人物形象纷纷闪亮登场。在装饰手法上也空前丰富，有平雕、浮雕、圆雕和各种镶嵌技法，以及金、银、红铜等有色金属或矿物装饰的各种新工艺的运用。
浮雕青铜器
凡此种种，使这一时期的晋国青铜艺术表现出清新秀丽、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晋国青铜器装饰艺术题材大体可分为神化动物类、写实动物类、几何形类及图像人物类。西周时期，晋国的青铜器效仿王室，神化动物纹饰大都蜕变为各种几何形纹，如环带纹、鳞甲纹、波曲纹、瓦棱纹等。春秋时期，各种神化动物经改头换面后再显神威，特别是晋系青铜器上的神化动物都一扫以往的神秘感和恐怖感，显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其中活力四射的群龙或群凤飞腾纠结的造型，是春秋战国之际晋系青铜器的典型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