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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说：“从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至上党，再至河东有一条“径阻千里”的大道，这条道当为秦始皇行走的上党道。”《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当时秘不发丧，大车队继续由井陉口（今平定旧关）入晋，由太原北出雁门（今右玉县内）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由直道至咸阳。”
内蒙古包头市
汉朝皇帝也多次到山西巡视。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刘恒自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北）到太原接见群臣，论功行赏，并免去晋阳、中都（今平遥县桥头村）三年租税。晋帝位之前的汉文帝原为代王，都晋阳。他在即位后对山西尤为重视，曾四次到山西巡幸。汉武帝以后诸帝例行祭祀汾阴后土。汉武帝时代，大规模北伐匈奴，一次曾出动军队30余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多从汾河谷道北进。出朔州山西为主要出兵路线，粮草、辎重对道路交通有很高的要求。
汉武帝绘图
西汉末年，刘歆由河内太守调任五原，由河北上太行，经天井关、高都（今晋城市高都镇）、长平（今高平）、黎国（今长治县黎岭村）、长子、屯留、祁县晋阳、雁门郡等地，所经之地名都留在他写的《遂初赋》中。太行道虽是一条马车大道，但此道十分难行。公元206年，曹操征高斡于壶关（今长治市），历尽太行之险，在《苦寒行》中感叹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东汉以后，随着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交通要道上的驿亭分布增多。
晋城市高都镇
总体上考察秦汉时期的山西交通，呈现出以太原为中心向南北辐射的特点。太原通往晋东南的大道，早在春秋时期已通畅，秦汉时期得以继续开发。由太原至祁县东观，顺胡甲水（今子洪水）入铜鞮（今沁县古城村），过咸亭（今襄垣县咸亭镇）、屯留、长治、高平、晋城。太原以北的道路主要修治于秦汉时期，秦统一中国，在太原设郡，北部右玉境设雁门郡、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郡治与郡治之间有官马大道相联系。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匈奴大军30万围攻马邑（今朔州市）又南攻晋阳。
雁门关
次年，汉高祖亲率大军反击，顺此路由太原、广武（今代县）直至平城（今大同市），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于白登（今大同东马铺山）此后，匈奴经常沿此线南掠，而汉廷的“和亲”也走此线。东汉时，太原东线又开辟了一条飞狐道，可北通河北涞源、蔚州一带。这其实是太原往北与大同交通线的延伸。它大体是由大同出发，经浑源东南过恒山山脉，再沿今天唐河经灵丘达河北平原东汉建武十三年（37），刘秀令大将王霸领兵6000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郡至平城三百余里”。
汉高祖刘邦
水路，西汉时期，大力发展水路交通，穿渠河汾解决漕运砥柱之险，进一步沟通了山西与陕西关中地区的水上交通。汉武帝时国力强大，武帝曾乘楼船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入黄河北上，到万荣庙前村入汾河，留下著名的《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史记·平准书》说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可见楼船相当大。窄浅的河道过如此庞大的楼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当时汾河水量很大，是山西交通的一大动脉。
古代水路交通绘图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河东、太原、上党地区“岁数丰穰，谷贱伤农，石谷五钱”，于是漕运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京师长安，“可以省关东漕过半”。由此可知当时的汾河漕运就能上溯到太原盆地。到了东汉时期，汾河水除了继续发挥其漕运作用外，东汉政府为了方便征调粮食，曾试图与海河水系的滹沱河连接，贯通与太行山以东华北大平原的交通。《汉书·宣帝纪》中就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作常山滹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此工程当时虽未能成功，但其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资料
·《史记·平准书》
·《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