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啊2019年 10月13日

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

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乾隆时期英国人笔下的京官出巡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

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

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清末广州的科举考试贡院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

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

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

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

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

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

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晚清地方官迎接新任官员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

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