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北洋时代，黎元洪三任副总统，两为大总统，因而被誉为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武昌起义爆发当晚，在黎元洪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固然有不少文字记载，但作者多为“旁观者”，更不乏许多人是在事后采访了解执笔为文，所以今天读来，多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黎元洪儿子黎重光的眼睛，来看看他父亲那天晚上的表现，以及乃父其人其事，或许不失为解读黎元洪这位辛亥革命期间重量级人物的一把钥匙。
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家住在武昌中和门正街，离楚望台军火库相距仅半里。起义枪声打响后，黎重光眼里“不赞成革命”的父亲匆忙换上便服，到参谋刘文吉家躲藏起来。结果被刘家卫兵向革命军告发。此时革命军正在到处寻找黎元洪，不是要杀他，而是要请他出来任都督，做革命军领袖，领导这场革命。这当然是黎元洪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事发突然，所以难免要费一番口舌。结果是黎元洪被“强行说服”，当上了都督。
黎重光后来曾自问，他父亲既不是革命党人，又不赞成革命，为什么大家要推举他当都督？对此，他分析了三个原因。
一是当时起义军中少有人懂军事。而他父亲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海军，曾赴日本考察陆军，懂军事；新军建立，又参加过军事学习，并在太湖、彰德二次秋操中取得良好成绩，这一切都使他在湖北新军中建立了较高威望（黎重光还有一点没说，那就是在举世震惊的中日甲午之战中，参加此役的黎元洪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二是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而他父亲所部绝无此现象，所以士兵拥护他。三是他父亲经常住在军营中（其他军官多经常住家里），过年也不回家，还带着他去营房向士兵拜年。如此“亲民”，无疑为他父亲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人脉平台。
提起黎元洪的人脉，还可一说他与海军提督萨镇冰在武昌起义后发生的一段故事。当时清政府派北洋军南下“讨伐”，并命萨镇冰率海军协助进攻。黎重光说，萨镇冰是他父亲水师学堂的老师，他们感情很好。当时武昌虽有炮，但威力远不及海军。如海军参战，武昌一定会很惨。于是他父亲一连给萨镇冰写去两封信，黎重光记得第二封信的大意是：吾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经过再三考虑，乃接受此职。望吾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
经过黎元洪的努力，萨镇冰最后终于率兵舰相继离去……
与袁世凯成为儿女亲家
袁世凯与黎元洪皆为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政坛重量级人物，但关于袁、黎两家结为儿女亲家的经过，知详者似乎并不多。
据黎重光回忆，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对他父亲留在湖北兼任都督很不放心，所以就力邀他父亲北上。而他父亲觉得革命已经成功，军队似无保留必要，也愿意北上。于是1913年冬，他们一家来到北京，由袁世凯安排，住进南海瀛台。
瀛台四面环水，形如孤岛。这可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居住于此，黎元洪当然不会没有想法。黎重光说，有一次他母亲患病，他父亲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适合病人居住，要求搬出。经他父亲一再要求，袁世凯为了缓和与他父亲的关系，干脆花了十万块钱，在东厂胡同买了一处房子送给他父亲，他们一家才于1915年搬出瀛台。
不过在黎重光印象中，他父亲不是一个甘于无功受禄的人，袁世凯为他父亲破费买房相赠的事，一直让他父亲耿耿于怀。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父亲终于有机会送上十万元奠礼。也是十万之数，知情者一望而知，黎元洪是用以还欠袁世凯的情。当然，这是后话。
袁世凯在总统任内，为和黎元洪捐弃前嫌，并与之结好，便托唐在礼前往说亲，提出将黎家女儿绍芳（当时年仅八岁），嫁给袁家儿子，九儿、十儿年龄相仿，任选。袁家则将女儿嫁与黎重光为妻。黎重光说，这事遭到他母亲坚决反对，尤其排斥袁家女儿做她媳妇，说这样的媳妇让她吃不消。后来黎家经过商量，觉得一概拒绝，未免有拂袁家一片美意，太伤感情。最后黎女与袁家九儿克久定了亲。在黎重光看来，这是一桩不幸的政治上的封建婚姻，似乎也预示着其结局同样会不幸。果然，随着他妹妹年龄增长，越来越对自己的婚姻不满，终日郁郁寡欢，成了精神病。结婚后病情有增无减。后回娘家疗养，不久进精神病院治疗，终告不治，遗憾去世。当然，这已是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总统期间的袁世凯更关心的是自己做皇帝的事。黎重光曾听袁世凯问他父亲：“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怎么看？”接着又表白道，“这些人当然是胡闹。”而他父亲则回答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据黎重光回忆，此话一出，袁世凯就不再与他父亲提及做皇帝的事。而其帝制自为活动，且更变本加厉。袁世凯先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十年，后又改为终身，并决定继任人选由原总统生前指定。具体操作是在一只金匮内放一张纸，上面写有继承人姓名。金匮有三把钥匙，只能在总统死后，三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打开，然后宣布继承人。
袁世凯死后，这只金匮被打开。只见里面有一黄布包裹，内包一尺多长泥金纸一张，上书“兆民托命”，下写“民国万年”；中间是三个人的名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本来这很能说明，晚年袁世凯固然使出做皇帝的昏招，但也不乏明智的一招———不搞世袭制！然而，偏偏黎重光对此写道：“我听有人说，这张名单是在袁取消帝制后调换的，原来写的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
黎重光还回忆道，袁做皇帝时，曾封他父亲为“武义亲王”，被他父亲拒绝。他父亲反对帝制，袁既惧又恨。为了防袁暗算，他父亲的秘书刘钟秀经常到日本公使馆了解袁的动态，刘留学日本，故与日公使馆人员相熟。但此事不久被袁获悉，因此对刘进行反侦察。刘为自身安全计，不得不停止活动。可见虽为亲家的袁、黎二人，非但不“亲”，还彼此防范，作为子女，难免不受到影响。
东厂胡同的街坊
关于黎元洪其人其事，有时通过黎家街坊的眼睛，也颇可与黎重光视角中的父亲互为印证。
东厂胡同就是前文提到的，袁世凯花十万块钱买下一处房子赠送给黎元洪的地方。黎元洪入住这里后，喜欢清晨一个人穿便衣骑马，从家里到灯市口走一圈，然后再去上班。街坊、路人有认出黎元洪的，有的会忍不住热情朝他高喊：“黎总统！”黎闻声也挥手还礼。当时一个名叫江靖的男孩家住八面槽，后门在灯市口，他和哥哥、姐姐都曾亲眼目睹过这一幕。
几十年过去后，在纪念辛亥革命爆发八十周年时，已经定居上海的江靖老人曾这样忆述他对黎元洪的印象。一是他称道黎元洪作为旧军阀，却毫无吃喝豪赌、广蓄姬妾的陋习恶习，暇时多以骑马缓步为乐。二是从未听闻黎元洪有招权纳贿的丑闻。他还举黎下野后，一度经济窘迫，黎决定卖东厂胡同住宅时，就是托江父介绍售出的。
江靖本人还因随父看房，得以进入黎宅。在他印象中，那是一座“西式庭园，颇宽敞，建筑均为西式平房，内部装修亦甚朴素，不似当时高官之深宅大院，雕梁画栋也”。而更为江靖称道的，是“黎家子弟亦未闻有凭借黎关系进入政界的”。第三点是由黎的一张名片，从而使江靖对黎留下了一个“亲民”印象。那是1960年，江父去世后，他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黎元洪的一张名片。
令他惊讶的是，黎的名片不过二寸来长，约一寸宽，只有普通名片一半大小，用纸也极普通，上面仅简简单单用常见印刷体印着黎的名字。黎的清廉可谓不虚。江靖还记得，他曾听父亲说起过，黎闻袁将称帝，就再不去总统府，袁便一面封黎为所谓的“武义亲王”，一面将黎软禁。此事易宗夔所著《新世说》也有记载，说袁世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后，同时派人将所铸如斗大金印送给黎元洪。
结果黎元洪不仅不接受袁所封王爵，连家门都不让使者踏进。袁于是向黎身边的人行贿，让他们向黎陈明利害，以说服黎接受他所封的王爵。结果同样遭到黎断然拒绝。黎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从我成为一名军人那天起，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才不管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可见，无论是作为街坊的江靖，还是儿子黎重光，对黎元洪的赞辞确有所本。
黎家迁居天津经过
袁世凯死后，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对总统继任人选考虑了很久。据黎重光回忆，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告诉他说，“段曾召集幕僚整整开了一夜会，商讨要不要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拿了笔，考虑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好吧！去接他来吧！’”
在黎重光看来，当时北洋派是不欢迎南方军人来做总统的，因此，他父亲就任总统后，就把内阁改为责任内阁，把权力集中在国务总理身上。如此做，可以看出他父亲并没有揽权的政治野心。
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当然也会发脾气。1917年7月，张勋搞复辟这天，当清晨消息传来，黎重光在家里听到父亲大发脾气，原来是曾任废帝溥仪师傅、且与张勋沆瀣一气的梁鼎芬在劝他父亲“归政”，并说“归政”后可获加封，由此深深激怒了他父亲，梁鼎芬也因此遭到他父亲一顿痛骂。黎重光清晰地记得，这天他父亲的情绪很不好，坐立不安，特别烦躁。晚饭后，看到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朝后门走去，家人怕出意外，就让几个人跟着，黎重光也在其中。跟了一程后，被他父亲发现了，就又发了火，说他只是出来走走，把大家骂了回去。
但这天晚上，黎元洪还是出门去与刘钟秀和北京政府参谋本部次长蒋作宾等人商议，决定一旦发生不测，就去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后来黎元洪一度曾往日本公使馆。他在那里发出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第二道是下令讨伐张勋。
张勋复辟闹剧被平息后，黎元洪离开日使馆回到东厂胡同的家。然而不久后的一天，黎宅发生了一名卫兵刺黎未遂，却刺死一名卫队官的事件。为防不测，黎元洪一家遂搬入天津租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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