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

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

众所周知，这是《三国演义》里赞颂关羽义释曹操的诗。正是因为关羽为了报答曹操昔日的恩情，不惜违抗诸葛亮的军令状，甚至以自己的命来换曹操的命，从而成就其义气为重的千古美名。

对于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历来的评价褒贬不一。

鲁迅:“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 则义勇之气可掬, 如见其人。”

毛宗岗：“…义释华容, 酬恩之谊重 。作事如青天白日, 待人如霁月光风…”。

由此可见，关羽身上义贯长虹、义重如山的品德，已被各方人士、各个阶层高度赞扬。

然而，曹操虽名为汉相，却实为汉贼，作为蜀汉最大的政治死敌，无论从匡扶汉室，还是从蜀汉的长远大计考虑，都绝对不容许放走曹操。要是放过了曹操，到头来既负汉室又负刘备，而且还失了兄弟情义。

这么看来，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实属于“不忠不义”的行为，使得关羽后来倍受指责，并且成为历来争论颇多的焦点。

用意和疑点

不过在以往的正史中，并没有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的相关记载，至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杜撰了这么个情节，很可能是为了表现关羽“义气当先”的需要。

但笔者通过查阅史料，罗贯中之所以安排了这么个情节，其用意主要有三点：

1.突出诸葛亮智谋超群的形象;

2.突出关羽重义气的美德形象；

3.突出曹操的刚愎自用和奸诈无比的形象。

然而，以现代人的思维来解读关羽“义释曹操”的情节，似乎有些地方令人颇为费解，甚至疑点重重：

1.对关羽的大众形象，无法做到自圆其说。

关羽身为蜀汉的得力大将，岂能因一己之私而放跑了蜀汉最大的祸患曹操，岂能没有点责任意识？试想在当今的企业管理中，哪个老板敢重用没有点企业责任感的人？

2.过度神化诸葛亮。

鲁迅先生曾评价道：状诸葛伪似妖。意思是诸葛亮因为在赤壁大战前，就已夜观过天象，还认为曹操有天命在身，命不该绝，所以才派关羽去给曹操做个人情。不料此举却将关羽推入了“不忠不义”的境地，诸葛亮为人阴险狡诈，喜欢给人使绊子，是妖魔的化身。

3.有失刘备的信任。

桃园结义时，刘、关、张三人就已许下了同死的誓言，作为主子的刘备岂能违背誓言?所以诸葛亮饶过关羽就相当于让刘备欠他条命。以后君臣之间还怎么相处？刘备还怎能信得过诸葛亮?

4.执法不公，难以服众。

马谡失街亭后被斩首，是因为他之前已立了军令状。而关羽就不同了，既然都立了军令状，诸葛亮岂能因私废公，视军法为儿戏，如此大臣，岂能辅佐刘备完成匡扶汉室的大业？

道德密码

1.先秦的侠义传统

这么看来，关羽“义释曹操”的事虽不足以让人相信，但“义释”的行为却为他“义觉字当先”的形象大大加分，并被世人传为美谈。

这究竟是种怎样的思想，值得千百年来人们的推崇和赞美呢？这背后究竟还隐藏着怎样鲜为人所知的道德密码呢？

若想弄清上述问题，请先看原文里的对话描写：

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

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

由此可见，关羽认为昔日欠曹操的人情已算还清了，此时因公杀曹操理所应当，且再看曹操怎么回复？

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曹操深知关羽为人最重信义，想当年关羽向曹操辞别时，还曾许诺道:

“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侯之异日。”

所以曹操只能拿“过关斩将”来说事，只因曹操当时投了个“桃”，但关羽至今尚未报“李”，使得关羽当场陷入了无言以对的境地中，而且“投桃报李”是儒家要求做人的基本原则。

先秦时期的侠士多以“受恩必报”作为人生信条和铁定的原则，往往在报恩时以大报小，甚至必要时不计代价。与此相反的，他们常以忘恩负义为耻。

例子:春秋时期有个叫灵辄的晋国武士，因受赵盾的几顿饭之恩，在关键时刻救了赵盾的性命；还有战国时期，如姬本是魏安厘王的妾，但因为信陵君昔日曾帮其报了杀父之仇，后来如姬才不惜舍命帮信陵君盗了魏安厘王的兵符。

而在《三国演义》中更不缺乏报恩行为的信义描写，并且极力赞扬和美化报恩的行为，典型的例子包括：黄盖为报昔日“吴侯三世厚恩”，不惜生命上演了令人难以忍受“苦肉计”;貂蝉为报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巧施连环计，为的是除掉奸贼董卓。

所以明朝时期关羽的民间形象，已是个被儒化了的英雄，以至于听到曹操提及昔日过五关斩六将之事时，他无奈只能放走曹操。

但为了减少关羽的重重疑虑，曹操除了拿过五关斩六将说事外，接着还说了个典故：

操曰：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大意是郑国大夫子濯孺子平时善弓射，有次因被郑国君派去侵犯卫国失败，结果被卫国的庾公之斯追击。但因为子濯孺子途中突然发病，所以不能拿起弓箭及时射死追在后面的庾公之斯。

当他自认为必死无疑之时，手下人突然告诉他，追他们的是卫国的庾公之斯，于是子濯孺子大笑道:“我终于可以活命了”。面对众人的大惑不解，子濯孺子解释道：

“以前尹公之他是我的徒弟，而现在尹公之他的徒弟正是庾公之斯，况且尹公之为人个正派，讲求重信义，庾公之斯也定然受其影响，不可能做出乘人之危的事。”果不其然，当庾公之斯追上子濯孺子时，非但没有射杀子他，反而乱放了四箭后，返身而回。

其实曹操是想借“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来宣扬知恩必报、重情重义的儒家思想。况且关羽平时熟读《春秋》，岂能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所以曹操才此典故来试图感动关羽。而当时关羽所面临的处境，恰恰跟“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典故何其相似。

何况曹操身边只有十几个狼狈不堪的残兵败将，抵抗能力几乎全无，而关羽作为当时最重情重义的大英雄，更不可能去斩杀那些陷入窘境的弱者。再者，关羽应该想起了当年临别时曹操的殷勤致语，从而使关羽不忍杀曹操。

所以当曹操说完“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后，关羽只能“低首良久不语”，由此可想而知，关羽的内心是及其复杂和矛盾的：

忠于君命，忠于汉室，就不能放操；不忘曹操旧日恩义，却又不能杀操。

显然在“忠”与“义”的矛盾冲突中，关羽还是艰难忍痛地将“义”放在了“忠”之上，用“义”压倒了“忠”。

对于罗贯中而言，想塑造出关羽“知恩必报，重情重义、恩怨分明”的鲜明形象，只能在“杀”和“不杀”之间安排“放”。况且曹操本是个学识渊博的诗人，还能够在危机关头引经据典，从而救了自己的性命，由此可见读书的重要。

2.道德认同和需要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在民间流传甚广，使其知名度大大提升，甚至到了清朝，民间还出现了许多个不同的版本，而现今大众所读的《三国演义》属于毛宗岗版本。

《三国演义》之所以推崇“义”，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所谓的“市井细民”只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面对社会上各种错综复杂的上层势力，往往处于屈辱偷生的地位，他们渴望借助“义”的道德旗帜来保护自己，以免受欺压和盘剥，因此底层人士特别看重“义”。

而关羽的“义”则恰恰展示出了某种既集儒家道德精华，也集市井百姓所广泛认同的人格力量。因为在明清时期的“市井百姓”看来，关羽的“义”似乎比“忠”更重要，同时更贴切他们的底层生活。至于“忠”，那是下至县官、上至朝堂百官们的事。

纵观《三国演义》，通篇都靠“义”字来刻画关羽的形象，以期达到丰富性和生动性的效果:

从“桃园结义”的誓言可看出，既有同生共死的情义，也有“救困扶危”的侠义;既有 “下安黎庶”的仁义，也有“上报国家”的忠义;

黄忠马失前蹄时，关羽并没有趁人之危，这是出于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秉烛达旦地站于户外，只为守护二嫂，这是出于礼义;至于华容道上义释曹操，则是出于知恩必报的仁义需要;

关羽身上体现出的爵禄不移志，财贿不动心，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等等，都是些为古往今来最难得可贵的品质，无不反映着底层社会的精神需求;

而至于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单刀赴会、走麦城和水淹七军等生动情节，则为表现关羽除了重信义外，还有着勇冠三军的神武。

因此，关羽的形象除了集民间市井里的审美理想“义”和儒家正统文化里的“忠”外，还有着抵挡万夫之“神勇”。

这就不难解释，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背后的道德密码应与“义”相关，而儒家道德里的“义”作为中华民族高尚的人格坐标，通常与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知恩图报、忠诚守信和恩怨分明等美德相联系。

结语

如今金钱至上、娱乐至上等浮躁腐朽之风盛行，像什么“笑贫不笑娼”、“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公众人物各种人设崩塌”、“为当网红无下限”等等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还成为了各大媒体平台的头条热点来源。

有些人为了出名，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使得人与人的感情不再单纯，而更像是把利益和金钱先绑定后再相互利用的关系。“浮躁”和“快节奏”已成了当今时代的符号和标签，于是所谓的人情关系除了能靠金钱和利益来维持外，剩余的只有陌生、麻木、冷漠、功利、残忍和算计等。

如今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友善、信义和正直之风的出现，特别是为在奔向文明富强和谐的征程中，我们仍需要和期待更多像关云长身上那种“忠诚守信、知恩图报”等传统美德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