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慈禧年代西洋进口大号紫铜座钟
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据现存乾隆朝贡单中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大表哥”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 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 圆明园则有441架，可见历代收获之丰。
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依托一带一路，购遍全球：以钟表、毛皮为主的奢侈品，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蜂拥而入中国。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93年，到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了乾隆，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不过，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这些贡品包括：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镶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停滞的帝国》）
上有所好，往往是最大的广告。康雍乾时期，钟表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必备几大件之一 —当然与草民无关。《红楼梦》里就有相当文字描绘到了钟表。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著名贪官和珅的家中，就有大时钟10架，小钟表300余架，洋表280余块，处处提醒他要与时俱进。
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虚怀若谷的象征，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精明的洋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
乾隆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民间就未必了。中国人的奢侈消费，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巴罗记载道，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于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销路极好。但是，“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就都成了哑巴钟。”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但是他灵机一动，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他还向他们保证，合适的时刻一到，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再也不会来推销第三批货了。此类糗事，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行业，冲击自然不小。巴罗感慨说：“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一度曾非常抢手，如今已无人问津。”
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要装饰在圆明园内。这个吊灯，有数百个部件，相当复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却没想到，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令英国人惊叹。
巴罗说，中国的陶器、瓷器上的花纹虽然很难看，但如果从英格兰输出一种图案，广州的工匠就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他们所上的釉色是他人无法模仿的。但是，英国人也发现，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
比如，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水就会马上澄清，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中国人从动物、植物和矿物中提取颜料，深谙调配的艺术，能创造所有的中间色，用最丰富生动的色彩染点他们的丝绸、棉布和纸张，却没有色彩理论；中国人很早就使用火药，却无法制造像样的枪炮……
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在这个善于仿造的国度，对于关键技术还掌握在他人手上，似乎并不在意，尤其当这种关键技术只是用于外表所看不到的地方。
那家名为“做钟处”的央企，尽管其造出的钟甚至能通过发条和齿轮的复杂运动，自动书写汉文和满文的“万寿无疆”，但是，发条用料一直只能依赖进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一份奏章，就要求责成粤海关采办“广钢”2000斤，用于打造钟表需要的发条。这种弹性最好的“广钢”，就是进口产品。这一年，这家工厂实际消耗的“广钢”超过了2000斤，可见生产之忙碌，却似乎从来无人想到要在发条用钢上实现进口替代。
与钟表相比，通过一带一路大量涌入的另一奢侈品—貂皮等高档毛皮，毕竟仅仅是原材料，没有技术含量，而在大清国显得更为普遍。甚至，在并不寒冷的广州，也流行冬天穿皮，这种大清国的奢华时尚，令到访的老外们很惊奇。
官场对毛皮的极大需求，刺激了毛皮的进口。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毛皮也是中国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中俄之间的贸易，被严格规定为易货贸易，不得动用货币，易货的大宗产品就是毛皮换茶叶。
上层官员的事先垂范，以及毛皮通过一带一路的大量进口，最终促成了穿裘从“贵贱”之别向“贫富”之别的跳跃，服饰的规制屡有突破。到乾隆时期，富者穿狐裘、中产阶层穿羊裘已成时尚，道光年间一些地方甚至“男人俱是轻裘, 女人俱是锦绣”（李光庭：《乡言解颐》）。
追寻毛皮，不仅是推动俄罗斯东进、尤其挺进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的重要动力，也大大加剧了英、法、美等国在美洲大陆上的竞争，其中争夺美洲毛皮资源销往中国市场是主要的经济动机之一。清代中期，国人对于美洲大陆的兴趣点，主要在毛皮这种奢侈品上。《万国地理全图集》曾记载，美洲“西北各地皆英吉利、俄罗斯各商占据，捕野兽、用其皮。其中海虎等皮最贵，大半销于广东”。
毛皮，因此成为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约是乾隆推行一带一路所料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不过，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下，“创新”被当作了必须严控的洪水猛兽。爱民及维稳，正是清帝国拒绝进步的堂皇理由。清朝版的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却没能推动技术的进步。编辑/赵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