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治者来说，招安与镇压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从这点上讲，招安也是镇压的另一种形式。宋江招安后，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置于贪官和皇帝的领导之下，日子并不好过，但为了抗辽大业，只能委曲求全，尽量求同。在八十三回中，在宋江挥泪处斩擅杀厢官的小校时，长期压抑的悲愤止不住宣泄而出，他哭道:“我自上梁山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得旧时性格。”

成为政府军，可以名正言顺地奉诏抗辽，固然是宋江的夙愿，然而，宋江和梁山军却饱受贪官的欺凌。梁山兄弟一个接一个地被宋朝廷谋害，梁山军抗辽和维护国内统一的行为连被利用都算不上，梁山兄弟的死连兔死狗烹、过河拆桥都算不上,而是宋朝廷始终敌视梁山义军的必然结果。宋江被宋朝廷毒死后，还托梦于徽宗，表达对民族和人民的耿耿忠心，死了还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为民族存亡奋斗，虽九死而不悔。而徽宗始终未追查毒死宋江一案，连表面文章也没做，表明徽宗实际上是该案首犯。

朝廷对这样功高震主的精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充分暴露了朝廷卑鄙无耻的丑恶嘴脸。

宋江最后被毒死了，这不能说明他寻求招安之路是错误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宋江的势力太小，被招安后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历史缺陷，不能由宋江来负责。这从反面也说明统一战线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梁山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宋江被打成投降派实在是冤枉的。

当国家将灭亡时，对于将成为亡国奴的人民来说，宋朝皇帝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是亡国与否的标志，皇帝就是民族存在的标志。维护宋朝皇帝和宋王朝的统治正是维护了民族大义。

宋江及梁山好汉在皇帝和贪官污吏的压迫下揭竿而起。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又把原来要推翻的反动政府，作为民族存在的象征而加以保护和维护，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宋江不反皇帝的根本原因。

外敌大举入侵时，各界各派，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宋朝廷缺乏联合的诚意，人民就得迫使他联合或引导他联合。为了促进联合的成功，人民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但在联合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保持人民力量的独立自主成了关键。不联合组成统一战线，则渔人得利;联合而没有保持独立，则被对方统一掉，这就是招安的内涵;只有联合且保持独立，才是最好的选择。宋江的梁山军没有强大到既联合而又能保持独立的程度，最后被统一掉了，这是宋江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这个责任不能由宋江来负。批评宋江是投降派的人是事后的诸葛亮，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

历史的启示

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把反对统治阶级造反有理适时地改变为维护宋政府，以抗辽为宗旨，乃是挽救当时国家局势的唯一正确选择。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宋末，中国有三大势力互相对抗:宋政府、各路农民义军、辽(金、元)。宋朝廷与农民义军之间阶级斗争白热化，导致两败俱伤，必然给辽(金、元)侵夺中原以可乘之机。事实也是这样，朝廷在外敌面前是温顺的羊，在人民面前则是凶恶的狼，对农民抗辽(金、元)武装一直是打入另册毫不手软地镇压，削弱了抗辽(金、元)力量，涣散了抗辽(金、元)斗志，等于是与辽(金、元）联手消灭义军，施耐庵发明了义军联合政府共同抗辽(金、元)的政策，虽然是人民的一厢情愿，但却是最佳选择，若宋政府能与农民义军联合抗辽，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篇章。

明末，中国有三大势力互相对抗:明政府、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清朝。明政府在李自成义军打击下，虽已基本灭亡，但各地零星政府军仍有不少，吴三桂全师20万人驻守山海关，代表明政府主力，李自成招降吴三桂未果，吴三桂降清，视李自成农民军为死敌;李自成自入驻山海关失败后，转人抗清，败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坡当地汉族地主武装袭击遇害，余部继续抗清。

直到清顺治四年，南明小朝廷无兵无将，还歧视李自成余部，不肯与之合作或接受他们的保护，李自成余部不得已独立抗清。最后，张献忠余部李定国联合李自成余部李过、郝摇旗和南明将领协向抗清，斗争目标由反明改为保明，把南明小朝廷作为民族故国的唯一 标志加以拥戴和保护，可惜为时已晚，清朝已在中原站住了脚跟。后李定国奉桂王流亡缅甸，战至最后一息，不屈而死。明流亡皇帝桂王之死，标志明亡，抗清武装失去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大势已去，抗清大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