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曾国藩晚年被骂卖国贼？一个崔暮之年的老人为何要做这件吃力不讨好之事？曾公其一世的清名被此事消失殆尽！我用讲故事的方式跟大家呈现这个晚清第一大案始末。

天津教案

话说晚清当时有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法国传教士在天津修建了一所教堂，旁边又修了有一座叫做仁慈堂的慈善机构，主要就是收养一些无家可归被人遗弃的小孩。

在今天看来，人家到你这里做慈善，当然是好事儿，但当时民智未开，大家都觉得“无利不起早”，这些洋鬼子为什么要万里迢迢的跑到我们这里来大发慈悲？是不是包藏了什么祸心啊？所以，长时间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恐怖传言，说这些洋鬼子假情假意的，其实是把这些孩子弄去，拿孩子的眼睛和心脏做药材，所以他们的那什么西药才会这么灵。

在1870年的时候，收养了150多名孩子的仁慈堂内爆发了传染病，就有30多名孩子死掉了。修女们就雇人把孩子的尸体在荒地埋葬，因为死的孩子太多，而且受雇的人也草草了事儿，尸体被野狗抛了出来，在鹰啄狗刨之下，这些孩子的尸体被弄得残破不堪，零落遍地。引来了众人的围观，眼前的这个场景，不就印证了那个恐怖传言么？

紧接着，官府在当地抓住了两个人贩子，加上当时传言愈演愈烈，甚至在说传教士一直在花钱雇人拐卖孩子当做药材，此案一发那更是民情激愤。在官府行刑逼供之下，两个人很快就招认自己拐孩子是为雇主用药。官府为平民愤将2人斩首，并且张贴告示说这两个人已经招供了，受人嘱托，迷拐幼孩，以作药。

“受人嘱托”这4个字就将幕后主使直指天主教堂，这可是官方发言，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紧接着，又有一个人贩子被热心市民给抓住了，在愤怒群众的“审问”之下，案犯承认自己是受教堂的指示才做这件事儿的。这种有明确指向的审问结果是怎么出来的，我们也是可想而知。那现在“铁证如山”，怎能让这样的禽兽行为在中国横行。于是民情激愤，聚众围堵了天主教堂。

当地官府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赶紧出面解决，让这个人贩子与教堂传教士当面对质。那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当然什么都对不上，在教堂里查了半天一无所获，查不下去了，撤吧。但是离开的时候，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堂的清白，也没有任何的安抚。因此围堵教堂的群众一直没有散去。

当时法国领事叫做丰大业，这个人本来就是脾气暴躁，在加上自己居高临下的态度，从来对中国官员都是出言不逊。他看到这个情况，很生气，就找天津当地官员算账。结果是一言不合竟然直接开枪打伤了天津知县。

他的这一枪，直接引爆了愤怒的人群，群众围上来直接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紧接着冲进了教堂，见人就杀，教堂内的神父、修女都被杀了，然后还一把火烧了教堂。有20名外国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怎么都是错

天津教案震惊了全世界，于是朝廷就想让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这件事儿，当时曾国藩的身体已经很不行了，他刚刚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慈禧下旨给他说，此案事关重大，如果你身体可以支撑的话，就来办这件事儿。

当时曾国藩是完全可以托病不来办这事儿的，而且他的幕僚和朋友全部一致反对他接手这件事儿。为什么？因为在晚清的对外交往中，但凡对洋人主张强硬的人都会得到民众的热烈欢呼，被视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讲理妥协的人，都被骂成卖国，声明尽毁。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外交的人，大多数人都没留下好名声。

而天津教案这件事情，难道对洋人一味强硬就可以吗？当然不行，事情一出，法国人就已经把军舰都开到大沽口了。之前他们就冲进来烧了圆明园，如果处理不当引发战争，那就是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就是极端的不负责。

就是当时曾国藩面对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但他还是决定接下这个很大可能会让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的事情。因为就是担心，如果自己不去，换成一个无能之辈，会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战争，将整个国家都推入灾难的深渊。

这件事情极其棘手，加上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所以曾国藩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写好了遗嘱，才启程出发。

曾国藩来到天津，民众欢呼雀跃，在人们心中他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一定会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他进城的一路上，轿子多次被百姓拦住，数百人跪下声泪俱下的控诉天主教残害中国幼儿的行径。可见当时曾国藩承受着多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职，地方官对这件事情当然有责任，不管是那个没有详细调查就发布的告示，还是对日益紧张的形势没有加以引导制止，以及最后没有向教堂外的群众公布对质结果，这都是官员的失职之处，理应撤职。

这么做另一方面考虑呢，当然是让法国人能心平气和的与自己开始谈判。处理这件事儿，曾国藩的原则就是极力避免战争。发泄民族情绪，逞一时之能当然不难，但是引发战争必然失败，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本案的核心。教堂到底有没有迷拐孩子拿来做药这件事情。

之前我们说数百人拦轿陈情，但是曾国藩一一细问，谁亲眼见过洋人挖眼剜心，没有一个人。发出告示说，谁有确凿证据，赶紧前来呈告，没有一个人来。那大家都说天津城内小孩被拐走拿去做药，那有多少百姓来报案说自家的孩子丢了呢？也是一个都没有。

查来查去，只有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有人从教堂地下室带回了被指证为小孩眼珠的两瓶东西，可是打开一看，竟然是腌制的洋葱，这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于是曾国藩把调查结果一五一十的呈报朝廷，并说，一切的传言全部都是子虚乌有，整件事显然是我们理亏，那就只能捉拿凶手，认错赔钱。而且天主教育婴堂所做之事确是行善之举，我们必须要公开澄清此事，为了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因谣言而起。

按照我们今天人来看，曾国藩这样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此折一出，众人哗然，朝堂之上大家竟然说，没想到堂堂曾大人竟然向着洋人说话，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卖国贼。朝野上下谤议丛积，曾国藩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公敌。为什么会这样呢？

千夫所指

遭受非议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与最高领导人就此事存在意见分歧。慈禧这个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对于世界现状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受自己没文化所限就让她一直确信，洋人用孩子做药，一定是确有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证据，这就等于抓住了洋人的软肋。

所以对于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汇报，慈禧很不满意，他甚至觉得是曾国藩故意袒护洋人，为了顺利结案，而把那些心脏和眼珠都给销毁掉了。

其次，大清的掌权者都认为，对于天津百姓，应该鼓励，而不是镇压，我们应该保护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认为处理天津教案的关键并不是曾国藩所想的是要避免战争，而是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对于洋人的愤怒情绪是我们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而对于这样的思路，曾国藩是明确反对的。他说，百姓是随势力而转移的，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的时候，热衷于低成本的爱国，而一旦有事儿，根本不足以依恃。

最后，在曾国藩身上贴上软弱标签，可以把民众对于朝廷的仇恨都转移到他身上，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曾国藩没有把这件事情办好而已。

就在曾国藩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候，法国外交官又提出了无理要求，宣称一定要杀掉三名涉及此事的天津地方官员，不然就要发动战争。

这可就涉及对大臣的生杀大权，我自己要杀是可以的，但不能是你让我杀我就杀，这个权利绝对不能被外国人操纵，所以对此曾国藩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做学生的铺路石

在多方重压之下，曾国藩病倒了，他自己觉得病体已经无法支撑这件事儿，于是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希望他能带兵来天津，一方面武力震慑，另一方面是来做自己的助手处理外交事务。

本来对曾国藩不满的慈禧，干脆就让曾国藩去任两江总督，然后让李鸿章成为天下疆臣领袖，接替直隶总督的位置。机遇对于李鸿章确实格外垂青，上次通过剿捻，接替了曾国藩的军事权威，这次通过天津教案又将在外交上取得核心位置。

李鸿章接到任命之后，也是对曾国藩坦言相告，他希望曾国藩把这个烂泥潭先给清理干净，特别是缉拿凶手这些会招致骂名的事情先干完，自己再来接手。

而曾国藩也愿意做自己学生的铺路石，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追捕凶犯，可在当时的民众看来，你这可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民族英雄。所以等到曾国藩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李鸿章才姗姗来到。

而且正好在这个时候，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和德国人死磕，也就没有再强硬要求处死天津地方官。所以李鸿章接手之后，杀了“凶犯”，商定赔偿抚恤金50万两之后，就迅速将此事平息，大家都觉得是李鸿章的洋务手腕高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曾国藩处理的基础上坐享其成罢了。

终于结束了天津教案噩梦、心力憔悴的曾国藩，回到京城面圣，发现自己备受冷落。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如今已经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

天津教案30年之后，义和团运动爆发。

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奕譞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20多年痛痛快快的释放了出来。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不惜自己的名声竭尽全力避免的战争，终于在他死后成为了现实。1900年6月，清政府向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而这场战争最后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结束。对于这些事情的得失利弊，我想每位同学听到这里应该都有自己的评价了吧。

本篇文章有部分借鉴张宏杰的《曾国藩传》，和《清史稿之曾国藩列传》，以及其他写曾国藩著作这里不一一列举，如有侵权请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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