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武帝即位之初，常以宋齐灭亡的历史提醒自己，兢兢业业
小编今天和大家说说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父亲萧顺之，为齐高帝萧道成族弟，以参预机密、辅佐朝政之功，受封临湘县侯，历居要职。
据小编所知，萧衍虽生于官僚之家，却肯刻苦读书。年稍长，便已博学多通，好筹谋策略，有文武才干。不到二十岁，他就出仕做官。二十一岁时，升任朝中权要王俭的东阁祭酒。王俭对他十分器重，曾对身边人说：“这位萧郎，三十以内必做侍中，三十过后贵不可言！”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开设了一处延揽文士、著书立说的场所——西邸，萧衍与谢朓、沈约、王融、任昉等名士经常在那里讲论学问，号称“八友”。王融识鉴过人，特别敬重萧衍，私下里常对亲友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到建武元年（494），萧衍已当上了将军，驻守军事重镇寿春。不久，以助明帝夺位之功，受封建阳县男。建武元年冬，北魏大举攻齐。翌年初，明帝以萧衍为冠军将军，率师拒魏，并解义阳（今河南信阳）之围。众将惧怕魏军强大，北距义阳百余里即不敢前进。萧衍挺身而出，向主帅请为先锋，乘夜急行军，黎明时分与城内守军内外夹攻敌人，大败魏军。建武四年秋，魏孝文帝亲率大军攻齐雍州，萧衍奉命赴援。次年三月，齐军在邓城（今湖北襄樊）附近突遇魏十万精锐骑兵。主将崔慧景大惊失色，想要撤退，萧衍坚决阻止崔不听，率军后逃，被魏军乘势击败。萧衍独自率众抵抗，迫使魏军渐退，结阵断后，全师而还。
不久，朝廷即以萧衍为雍州刺史，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竟陵郡、司州随郡诸军事，掌握了齐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军政大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明帝临死，遗诏让徐孝嗣、萧遥光、江祏、萧坦之、江祀、刘暄等“六贵”辅政。太子萧宝卷即位后，“六贵”在朝中各自为政，萧衍得知这一情况后说：“政出多门，朝廷必会乱套。他们如果闹起矛盾，势必你杀我砍，想要逃避灾祸，当今只有我雍州这块地方了。”他把自己的想法派人告诉在郢州的大哥萧懿，叫他有所准备。果然不出萧衍所料，宫廷内乱很快爆发，“六贵”先后毙命。
永元二年（500）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率军攻建康萧懿闻讯，从豫州领军诛讨。崔慧景兵败，为渔人所斩。萧衍派人再告其兄：“诛灭乱贼，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且难立，何况乱朝？于今之际，灭崔后入宫除去昏君，此为上策；若怕担当弑君罪名，则仍率兵出镇外藩，也可威震中外，此为中策；放弃兵权，空受爵位，这是下策，为必死之途。”萧懿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任尚书令，四个月后被诛杀。萧懿死讯传来，萧衍连夜与心腹密谋定策。十一月，萧衍拥南康王萧宝融举兵反齐。次年三月，萧宝融称帝于江陵，改元中兴，是为和帝。和帝以萧衍为征东大将军，领军顺流东下。九月，兵至建康。萧宝卷虽游骋如旧，但见萧衍来势凶猛，忙从监狱里挑选强壮囚徒为伍，与萧衍对垒。
十二月，萧宝卷被杀，萧衍当上了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随后，他下令废除齐朝的淫刑酷法、苛捐滥役，平反冤狱，诛灭萧宝卷的狐群狗党和帝在江陵封其为梁公，旋进爵为王。中兴二年（502二月，和帝启程东归建康，走到姑孰附近时，为势所逼，只得下诏禅位于梁王。四月，萧衍称帝，改国号为梁，建元天监，是为武帝。武帝即位之初，常以宋齐灭亡的历史提醒自己、告诫臣下，兢兢业业，颇有一番除旧布新、奋发图强的气象。他下令将齐朝诸帝收罗在后宫、乐府等处的美女歌姬统统放还归家。大力提倡节俭。他身着布衣，被褥帽子用旧了才换，平时只吃蔬菜，山珍海味从不入口；祭祖祀天也不用牛羊一类牲畜；宫女们都不得穿着拖到地上的长裙。
在他的带动下，太子萧统“不畜声乐”，“菲衣减膳”，赈济贫困，并经常为民请命；朝臣沈约“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武将马仙琕能与部下同甘共苦，饮食与杂役士卒相同。为了使下情得以上达，广开言路，天监元年，武帝下诏在公车府的谤木（供人写谏言的大木牌）、肺石（供百姓站在上面指控官吏的青石）旁各设一匣，凡布衣处士议论朝政而官吏不肯代达者，可自己投书谤木匣；凡有功有能不得赏用或穷民遭受滥吏豪强欺凌者，则可自己投书肺石匣。针对九品中正制已经变成世族控制选举、垄断政治的工具，武帝曾采用不设中正官的手段来压制专靠门第、不学无术的士家子弟，抬高寒人地位。
天监七年（508）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并公开宣布：官以人而清，未必非世族当清官；要做官的，都必须有真才实学，要经过考核，至于出身贵贱则可以不必考虑。天监八年，他又下诏说：“有通晓一种儒家经典、学而不倦者，经考试核实后，量才录用。即使牛倌羊贩，寒门贱民，也都可以根据其才干选试为吏，铨选部门不得阻拦、遗弃。”还规定以清廉和精干作为选吏的标准。小县令有能，可升任大县令；大县令有能，可升任郡太守。凡守宰赴任前，必须面君，由他亲自宣讲为政之道。又经常派出侍臣巡察四方，听取民间舆论，选拔被埋没的人才，表彰荐举那些志行高迈、才学超群而隐于民间的贤能之士。
由于这段时期武帝以天下为怀，励精图治，所以手下云集了一大批精明强干、克己奉公的文官武将，如徐勉、范云、周舍、韦叡等等。对这些辅臣，武帝倚重不疑，虚心求教。在他们的帮助下，修订律令，整齐风俗，奖励农桑，弛山泽之禁，除妨民之弊，及时赈灾济贫，招还流民，还于普通二年（521）创办孤独园，收养穷困之士。所以，梁初二十多年间国势蒸蒸日上，境内相当安宁，不仅北魏州郡官将百姓和蛮氐部族纷纷投归梁朝，且西南诸族、西北吐谷浑以及西域、朝鲜半岛诸国乃至北魏之北的柔然等族和远在西亚的波斯，都经常前来梁朝“献物”朝见，南方出现了自魏晋以来从未有过的兴旺局面。
在与北魏的军事冲突中，开头几年梁数败于魏，自钟离之战后便转败为胜，三十余年间梁一直处于优势。然而梁武帝佞佛。早在他为西邸学士时，就与名僧及信佛文人交游，只是当时他年纪尚轻，志趣在于文韬武略。后来连年杀伐，即位后又忙于兴文修武，无暇顾及佛教。但在梁朝局势稍稍稳定之后，他便宣布舍道归佛，并于普通八年左右建成同泰寺，常带领文武百官于寺中举办法会，自己升座讲经，每每一连讲七八日才告一个段落。是年八月，武帝首次舍身同泰寺，住了四天，回宫后，颁诏大赦天下，改元大通。二年之后，他再次舍身同泰寺。这一回，他亲自主持佛教最盛大的法会，四部无遮大会，摘下皇冠，甩掉龙袍，从头到脚整个和尚打扮，睡的是木床，用的是土瓦器。
入寺第二天，他便登上讲堂法座，向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僧女尼、善男信女等“四部大众”共五万人滔滔不绝地宣讲《涅槃经》，后来，他竟要彻底出家。群臣惶恐，拿出一亿钱献给寺院，作为“皇帝菩萨”的“赎身费”。可是这位“皇帝菩萨”诚心“皈依我佛”，死活不出来。群臣无奈，只得一齐跑到寺门口，送上联名表文，哀求皇上回朝理政。如此舍身，武帝先后有四次，为此，群臣共拿出四亿钱。于是，上行下效，太子诸王以及公卿百官、黎民百姓，几乎人人奉佛。梁臣郭祖深说：“建康有佛寺五百多所，极为富丽堂皇，有僧尼十万多，拥有大量财产。全国各地的寺院、僧尼则不可胜数。僧尼养女蓄婢都不登记入籍，由此天下的户口减少了一半。如果再不禁止，恐怕不久将是处处见庙宇，家家是僧尼，再没有一尺土、一个人是属于国家的了。”
当时北方大乱，于梁朝而言，正是北上用力的大好时机，而在寺像成林、佛香缭绕、诵声如涛的局势下，武帝已没有澄清天下之志了。不仅如此，武帝此时还护短矜长，讨厌臣下触及时弊，言劝谏。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奏陈四事：一是州郡县互相呼扰不堪，惟事征敛，官吏贪钱，民不堪命；二是世族淫逸奢侈互相夸豪；三是官吏以诡竞求进，以刻薄为能，作威作福；四是事烦费众，民怨沸腾。武帝看了这个奏章，大为恼怒，召来主簿，口授敇书责备贺琛。贺琛一片忠心，反受怪罪，只好从此不再说话。朝廷无诤言，贪官便横行。有一个叫鱼弘的人，做了几任郡太守，公然对人说：“我做太守，郡中有‘四尽’，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民庶尽。”这样的“四尽”太守，武帝却不曾问罪，相反，“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
有一次，武帝去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陛下对老百姓用法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啊！若能倒过来就好了。”武帝因此下了一道“宽民诏”，但对犯罪权贵仍然没有严起来，尤其是晚年重用朱异群小，败乱朝政，祸国殃民。到了太清年间，梁朝已是“政散民流，礼坏乐崩”，“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眼看就要出现外崩中溃的大乱局面，而此时又发生了侯景之乱。太清元年（547），东魏叛将侯景叛归西魏，同时又派人带信给梁武帝，愿献河南十三州之地投梁。武帝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封他为河南王、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当武帝派军北上接应侯景时，却被东魏打败，又改与东魏讲和，准备交出侯景。侯景便带领八百叛军南下，勾结萧正德进攻建康，并包围台城。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杀入台城，将武帝软禁在净居殿，并减少其饮食五月，武帝饿死在该殿。临死前，觉得口苦，想要几口蜂蜜，却终也没有吃到，终年八十六岁。
最后小编做一下点评：梁武帝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在整个封建时代，他也属于久临天下的一个。他的一生颇为复杂，既有举兵除暴、平定南方的雄才大略，也有任贤用能、勤于政事的文治武功，更有流连佛教、开门揖盗的昏庸和失误。不管怎么说，梁武帝是南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是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开发了江南，使南方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由于他的种种失误，招致了梁末大乱，斫断了南方发展的旺盛势头，使南方经济再度跌入低谷。在南朝史上，这是一位值得后人仔细思味，并能触发某些想法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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