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靖难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藩王起兵造反成功罕见的例子，毕竟从实力对比、人心向背，甚至三年战争的实际进程看，此一结局都具有绝大的偶然性，或许更多应该归咎于建文帝及其臣僚缺乏政治军事经验。
朱棣篡夺皇位后，一边摆出“亲亲之谊”的姿态，将建文帝“削藩”时所废诸王尽数复爵，大行赏赐，博得了诸王“祖宗成法维护者”的赞誉；另一方面却逐步颁行各项限制诸王权力的圣旨，对宗室“防闲过峻法制日增”，甚至不惜动用“厂卫”进行监督，“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
不过，明成祖虽然跟建文帝一样不信任自己的兄弟藩王，对自己的儿子统兵还是很放心的。因此，他遵守祖训，赐汉王高煦、赵王高燧各三护卫。作为叔父的汉王手握重兵，与明宣宗俨然又是当年朱棣之于朱允炆的关系。于是，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效法其父，举兵反叛其侄，企图重温成祖的美梦，再一次证明宗室典兵后患无穷。
从宣德朝开始，藩王失去兵权，其王府护卫也被削夺殆尽，除了极个别亲王“特赐以护卫”之外，“时护卫不设久矣”。明宣宗本人对于朱元璋的祖宗家法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周朝各国之所以比秦朝久远，是因为“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长”，而与“封建”无甚关系。
宣德朝之后，随着削藩政策的推行，诸王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森严“藩禁”政策的约束下，其活动空间渐渐缩小，所谓“一不律则夺禄，再不律则夺兵，三不律则夺爵”。这时期的“藩禁”，与朱元璋对亲王们的优容简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宗室再也不具备土地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不能征发徭役赋税，也不再是封国内行政、军事、司法和财政的最高长官，不再享有领民亲政的权力，一如《明史》所说，“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明成祖时期开始规定，“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听从者有罚”，并责令地方官员：“若王府事有相关，即遣人驰奏，不待报而擅承行者，论以重罪”。
从永乐朝开始，宗室姻亲，渐渐从民间选取；发展到宣德一朝，实行“王府姻婚不得除授京职”，“以故诗礼故家，衣冠世胄，俱不愿与王府结亲”。
从宣德初年始，亲王就藩之后便永无再入京机会，相互之间也不能再相见，甚至不准出城。朝廷进一步禁止宗室出仕，违者严惩不贷。这就又把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的“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直到明朝灭亡在即的崇祯九年，唐王还因为“请特奉敕收诸砦义勇以靖乱”，经“廷议以非所当言，从叛例，发南京高墙”，沦落为囚徒。
明宣宗接着又规定宗室不得种田纳税，商贩盈利，排除了宗室子弟自食其力和在经济领域任意发展的可能。如此“藩禁”政策实施以后，宗室子弟不可从军、不可从政、不可出城、不可从事“四民之业”。明末遗民所著《謏闻续笔》中曾就此叹道：“天子家儿……不肖者，但蓄财货，聚声色以自娱。即有贤者，不过怡情翰墨，较量音律，奉事玄释，称出类拔萃耳……”
如果说此后的宗室对于大明王朝还有什么政治意义的话，大概也只称得上是为明朝皇统的延续提供了存亡继绝以防不测的“保险”。
明世宗（嘉靖帝）继承死后无嗣的堂兄弟明武宗（正德帝）自然是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南明小朝廷能够一个接一个地推出皇位继承人（福王、唐王、桂王），也是拜此所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