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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传播行为都有一定的体制作为外在的规范，有的是约定俗成、自然遵从。如日常生活的传播行为有的则形成制度、被动依顺，如组织传播中的开会、上传下达等教育传播也不例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行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活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日渐提高，愈来愈制度化，有序化，形成了具特色的教育传播体制，本文就来说说在官学、私学和蒙学三种形式。中国古代的官学，最早产生于夏朝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郑玄为《礼记·礼仪》作注说:“夏后氏之学在上庠”，参据其它史料记载，可知夏朝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的传说。
《礼记》
此后历经商、周两代，奴隶制国家的官学教育体制日渐完善，形成了以国学与乡学为两级，在修业、入学年龄和资格上有规定，以德、行、艺、仪为内容的教育格局。进入汉代后，封建官学制度逐渐形成和确立，一般也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个层次，有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一套相应的管理措施。古代的私学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墨子是早期私学的创导者，《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汉代经师讲学之风盛行，私学也更加兴旺，如东汉马融、郑玄等，门下弟子甚众。
《史记》
汉代以降，私学一直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乃至第二教育机构，绵延不绝，唐代的孔颖达、韩愈，宋代的胡安定、程灏、程颐，明清之交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曾讲学授徒，传播思想文化。蒙学从性质上看也属于私学，但是有的朝代也由官办或公助，它属于初级教育阶段，是下层社会人民接受文化知识的场所。在汉代已经有“书馆”，既教学生识字习字，也教学生《孝经》、《论语》等内容。宋代，蒙学有乡校、家塾、冬学等名称，设置普遍；明清两代，蒙学依然不断兴办。除此之外，家庭教育在内容上也与蒙学相接近，历史上一些有文化的家庭对儿童给予人格品德和文化知识的教育，留下不少传话和文献。如“孟母三迁”等。
孟母三迁
官学、私学、蒙学并存的格局和体制既是一种传播水平和能力上的分级分工，又是统治者对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控制策略。传播活动，是由传者和接受者双方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所传播的信息还需要借助一定的符号作为中介，才能为接受者接受。接受者接受信息的水平和能力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提升和增强的过程，其中还有一个掌握、识认符号的关键。古代蒙学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识字写字，实际上也就是让学生掌握和识认信息传播的符号。因此，蒙学可以说承担的是培养人掌握、识认信息传播符号和初步接受信息的能力。
识字
而国学与私学，即便是明清之际的县学，已经在蒙学教育基础上传播复杂而高级的信息，并不断以新的知识信息加大学生的信息贮存量，使其接受信息的水平能力更快地提高和增强，成为高度知识化、信息化的人才。故国学、私学和蒙学的分别首先是传播水平和能力的分级分工。三种类型的学校教育更是历代统治者文教政策的产物，是他们实行思想控制的策略的体现，用传播学的术语说来，就是对信息的控制。历代统治者总是把教育统一到巩固政治的功利性目的之上，因而以鼓励官学为主，到明清之际更是将科举考试与官学合为一体，读书士子必需通过官学的学习步入仕途。
科举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吸纳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样的人才在官学教育机制下又比较难得，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允许私学的存在。至于蒙学，虽然散在民间，统治者依然尽力控制，使它们起“教化民心”的作用。这样，除私学以外，蒙学与国学所传播的信息都可以由统治者控制起来，例如宋代出现的蒙学课本《三字经》，以宣扬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相比较而言，私学虽然也在统治者的控制之下，但有各自的学术传统，思想相对自由活泼，学生可以在这里获取较多的信息，故而有不少杰出的人才都出自私学。
三字经
这种对信息控制的结果，就是各类学校均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换言之，古代教育传播的信息，大多与道德问题相关:古代贤人是如何“立德”然后“立功立言”的？他们关于“立德”之言有哪些？如何理解？理解了又如何去身体力行？如果说，先秦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育还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士子个体价值实现的积极取向，经过宋代理学家改造后的道德教育则更多地包含着“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规范，也就是以“君臣”之纲为核心的一套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它是统治者长期思想控制的结果，又反过来直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
参考资料
《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