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士兵们奋战也许仅是为了自己和战友们的性命
对普通士兵来说，“正义”与“邪恶”的区分仅仅是因为你生在哪里——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枪口下的亡魂会让你成为英雄；可你若是个德国人，那就只能成为邪恶的杀手。站错队是个不幸，更为不幸的是，站哪条队由不得你选择。
基希讷乌这座城市与满是尘土和泥泞的俄国相比，简直就像个珠宝盒。她甚至有个西式的名字。1944年3月27日，据俄国人声称，他们渡过了普鲁特河，并已进入摩尔达维亚。所有通讯单位都已从基希讷乌疏散，因此，我们在街道上只遇到了德国和罗马尼亚的作战部队。春季的阳光使我们好好地享受了几天，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得到一碗颜色金黄、滋味绝伦的罗马尼亚葡萄酒。经历了几个星期艰难的撤退后，新的活力再次流淌起来，这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但这种逍遥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同样被深深的泥泞所困扰的敌人，携带着他们的坦克和重型武器一路向前，在雅西和罗曼之间将罗马尼亚人的防线击退了相当的一段距离，并占领了基希讷乌与雅西之间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
2月底时，备受大家尊敬的奥廷根—瓦勒施泰因的亲王莫里茨中尉再次回来担任我们的连长。自从我们的中尉重新接管连队以来，就连我们这些经历了许多战事，对此早已厌倦不已的老兵也感觉到了身上战斗意志的重现。由于他镇定自若的指挥方式——特别是在罗马尼亚这几周艰苦的战斗中——他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使我们总能在近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他在进攻中总是身先士卒，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准备跟着他赴汤蹈火。但有时候他也过于鲁莽，例如， 我从未见过他戴上钢盔，哪怕是在猛烈的炮火下。他总是戴着一顶较为轻便的军官帽，这使他看上去年轻而又身手矫捷。虽然负过几次伤，但他认为，只要我们都能全力以赴，他就不会有什么危险。由于在多次激烈的战斗中毫发无损，他已经成为“刀枪不入”的象征。但是后来他的牺牲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打击——在一次战斗中，他那楷模性的、不可替代的生命被残酷地扼杀了，一发炮弹把他的头炸成了两半。
尼科波尔地区，奥廷根—瓦勒施泰因的亲王莫里茨中尉（右起第二位）和他的部下们在一起。
4月29日。雾蒙蒙的清晨，我们的坦克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它们的动静如此之小，以至于快赶上来时我们才发现它们的存在。我方的大炮开火后，我们紧跟着炮弹的落点掩杀上去，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下一切逃离了村子。
在罗马尼亚炮兵以及我们自己的突击炮的支援下，我们迫使敌人步步后退，尽管他们决心要守住阵地。在我们上空，德国空军飞行员与苏军飞行员展开了激烈的空战。过了一会儿，我们冲到了一道苏军新的战壕体系，随即遭遇了对方凶猛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看来，敌人不打算继续后退了，我们的前进势头被遏制住。大伙儿趴在俄国人遗留下的散兵坑中隐蔽起来。
“把机枪架起来，我们要守住！”连长用望远镜查看着我们左前方的一片树林，敌人的重机枪火力从那里呼啸而出。
在瓦利亚斯的帮助下——他现在暂时担任我的副射手——我们把机枪架设起来，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瞄准了敌火力袭来的方向。苏军士兵牢牢地守着位于我们前方的阵地，他们显然有树林中的迫击炮为支援。他们的炮火朝着我们猛烈地射击，弹片嗖嗖地在四周掠过，伴随着每一声爆炸，我们不得不趴下身子。瓦利亚斯在我身边抱怨着：“该死！我们现在真该戴上钢盔，我们真蠢， 把钢盔忘在卡车上了。”
他说的没错，我也刚刚想起钢盔落在卡车上了，我们是戴着军便帽投入的战斗。谁想到俄国人在这里布置了这么多重型武器呢？可实际上，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对戴钢盔这个问题过于马虎了：只要把钢盔扣在头上，我们马上会改变主意，说天气太热了，戴着钢盔不舒服。但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大意，我们觉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不会出什么事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没什么问题。另外，我们的连长也从不戴钢盔，尽管他的传令兵，二等兵克鲁格，总是把连长的钢盔挂在自己的皮带上。
落在身边的弹片越来越多，克鲁格从皮带上解下钢盔递给连长。连长盯着钢盔看了一会儿，朝我们问道：“你们有谁想把钢盔戴上吗？”
瓦利亚斯和我相互看了看，彼此都摇了摇头。
“那好吧，”连长耸了耸肩，举起望远镜，再次观察起敌人的动静来。对他来说，戴不戴钢盔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他的传令兵仍站在一旁，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我们都知道，克鲁格恨不能猛地将钢盔扣到连长的头上，这纯粹是出于关心。他对连长极为敬慕，对他安全的担心甚至超过对自己。但他无法强迫连长把钢盔戴上，于是，他只得将钢盔挂回到皮带上。
我驾轻就熟地朝着敌人的阵地打了一条弹链，接着又是一条。然后，我发现树林边缘处有两个敌人的机枪阵地，他们已经打伤了我们右侧步兵排里的好几名士兵。
伴随着一声巨响，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正前方，弹片四散飞溅，有的钻入了地下。一块弹片击中了机枪的钢套，中尉迅速将手收了回去。鲜血从他手掌底部的伤口涌出，流过了他的手指。传令兵克鲁格在另一个散兵坑里看见了这一幕，他朝着后方惊恐地大叫起来：“医护兵！中尉负伤了！”
连长已经掏出了一块手帕，紧紧地捂住伤口。他惊讶而非愤怒地朝着自己的传令兵叫道：“你发疯了吗，克鲁格？想叫医护兵来照料我？”
克鲁格又叫了起来：“不要医护兵了！只是手上的轻伤。”然后他等待着，直到连长回到他的散兵坑中，这才给他的伤口抹上急救药膏，并裹上了纱布。
我再次蹲到机枪后，瞄准我所能看见的每一个俄国佬的头颅开火射击。接着，又一发迫击炮弹在我们前方炸开，我感到上嘴唇一阵疼痛。一块小小的弹片钻进了我鼻子的下方，鲜血从上唇涌出，流入了我的嘴里。我把血吐了出来，用手帕按住伤口。我的上唇和鼻子肿了起来。
“让医护兵给你包扎一下，到后方去休息吧。机枪交给瓦利亚斯。”连长关切地说道。
我摇了摇头：“看起来挺吓人，连长，可只是块小弹片，卡在鼻子下方了。”
他朝我看了看，回过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我有一种感觉，连长很关心我。对他而言，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士兵，不会因轻伤而退缩。要是我现在就去后方，他可能会失望，尽管我的伤势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实话实说，要是此刻在另一位连长的领导下，我肯定会到后方去，找医护兵替我包扎一下，从而离开这个弹片横飞的阵地。经历了长期的前线服役，我的神经并未强大到受了这么疼痛的伤后还能继续战斗的程度。我不是个懦夫，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也不想扮英雄。
可现在看来，我似乎就是在扮演英雄的角色，因为战友们都看见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他们觉得奇怪，我为何不到后方去。是中尉给了我力量，所以我没有退出战斗，不过，他把决定权留给了我。我觉得自己与他生死与共，我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要是你和我一样，在前线待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不会再为元首、人民或祖国而战，这些理想早已不复存在。没人会谈及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政治问题。从我们的交谈中很明显能看出，我们奋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命，同时也是为了前线战友们的性命。但我们也常常为了自己的上司而战斗，例如我们的中尉，他把自己以身作则的态度成功地灌输给了每一个疲惫不堪、几乎有些冷漠的士兵。
那么，他打仗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作为一名军官，首先是为了自己的职责和荣誉。但是，据我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部下的责任感，并通过自己在前线的领导和榜样，消除士兵们“我们纯属炮灰”的感觉。每当他谈到自己的连队时，他指的是连队的团结和亲如兄弟的战友之情。对我和其他人来说，这当然是值得为之奋战的，特别是在没有其他理想的情况下。他与我们共处的几个月里，我从未听他谈到过政治，更别说国家社会主义了。我觉得，他不太理会这些问题，他从未带着任何政治理念投身于战斗中。
由于敌人猛烈的火力，我们连无法前进半步，中尉做出了决定。他看着我们左侧树林的边缘，说道：“我们必须冲入那片树林，这样就能从侧面攻入敌人的阵地了。”
我们认为这一行动肯定相当困难，因为树林里有不少苏军士兵。
二等兵克鲁格说出了我们的疑虑：“中尉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炮火支援？”
“为什么呢？没有炮火支援我们也能做到，克鲁格！通知连直属队和第1 排的人，我一冲上去就让他们跟上。”
然后，他转向弗里茨·哈曼和我，“你们的两挺机枪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直到我们冲到树林。然后再跟上我们，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我们明白，中尉先生！”
几分钟后，他带着部下们沿着一条浅浅的洼地，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朝着树林边缘冲去。我们的两挺机枪为他们提供了持续的火力掩护。等苏军士兵看见我们的人朝他们扑去时，他们跳起身，成群结队地朝后方逃去，窜入了灌木丛中。连长率先到达了树林，其他人也跟了上去，他们随即消失进树林中。
向阵亡的战友们致敬
“我们上！”
我一把抓住机枪脚架的两根后脚架，瓦利亚斯抓住了前面的两根。我们快步朝着树林边缘跑去，旁边几米处是弗里茨·哈曼和克莱姆，克莱姆最近刚刚结束休假归队。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树林的边缘，大口喘着气。敌人的迫击炮弹朝着我们袭来，在树梢上炸开。俄国人的交叉火力对着树林倾泻而下。
炮弹在树梢上炸开，断裂的树枝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树干和灌木丛中。我们听见中尉的命令声在树林中回荡，也听见了轻机枪和冲锋枪的射击声。在这片充斥着爆炸和轰鸣的地狱中，我们隐蔽在一根树干后，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一个身影从我们前方的硝烟中出现了。
“重机枪分排？”有人叫道。
“在这里！什么事？”我回答着。
“中尉想让第二挺重机枪移动100米，到树林的右边去，掩护我们的侧翼。第一挺重机枪跟我来！”
弗里茨·哈曼已经站起身，跟克莱姆穿过灌木丛，朝着右侧跑去。我们跟在传令兵身后，跌跌撞撞地跨过树根和落下的树枝，在我们上方，迫击炮弹呼啸着，在树梢间炸开。瓦利亚斯咳嗽着，咒骂着。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在这片地狱般的喧嚣中，我无法听明白他说的字句。他所想的可能和我一样，要是我们戴上了自己的钢盔，眼前的情况根本不足为虑。可我们没戴！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尽量把头往下缩，并祈祷不要被弹片击中，尽管在此刻，弹片雨点般地落在我们四周。我感到脖子后鸡皮疙瘩直起，甚至觉得毛发悚然。
最后，我们赶上了步兵排的弟兄们。他们有几个人负了轻伤，一名医护兵正忙着对他们实施救治，或是把他们送往后方。
“中尉在哪里？”传令兵问一名下士。
“还在前面！”
我们匆匆穿过树木朝着前面走去。突然，连长出现在我们身旁。
“伙计们，快点！”他说道：“你们得把这挺机枪架设在树林边缘处！ 我就在那里。”说罢，他带着几个人消失在那一方向。
我们踏过树桩和断裂的树枝，朝着树林的边缘跑去。机枪的脚架不时被灌木枝绊住，我们跌跌撞撞地前进着。就在我们靠近树林边缘时，克鲁格的叫声像子弹那样击中了我们：“医护兵！中尉负了重伤！”
我们朝着克鲁格冲去，随即看见了我们的中尉。他躺在树林间的地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在他身边摆着那根精心雕刻的手杖和他的冲锋枪。传令兵克鲁格蹲在他身边，正用纱布为他包扎头部的伤口，这个伤口是在树梢上炸开的一发迫击炮弹的弹片造成的。克鲁格像个孩子般抽泣着，泪水在他脏兮兮的脸上画出了几道白色的痕迹。瓦利亚斯和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发干。其他人也围了过来，一个个表情痛苦。我们趴在地上，默默无言地盯着我们的连长，我们都曾认为他是个刀枪不入的人。
我只能想象其他人的想法了，尽管疯狂和混乱在我们四周肆虐，但此刻，我们对一切都感觉麻木：就算这个世界突然间走到了尽头，我们当中也没人会移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