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长安与洛阳之争，天后的都市：洛阳的最后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原史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武则天迁都的历史。洛阳在传统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中，曾经处于极端重要的位置。而这种神圣的位置，在武则天时代达到了顶峰。作为武周政权的神都，洛阳跟武周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但取代了长安的首都地位，而且在真正的历史意义上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信仰的中心。这种崇高的地位乃至影响到日本，日本京都的设计和命名上，更多地受到了洛阳的影响，而不是长安。直到历史延续到幕府时代，去京都还被称为“上洛”。但是武周政权垮台之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被彻底终结了。虽然之后玄宗也曾尝试巡幸洛阳，但是最终将洛阳放弃了。从此之后，洛阳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来。
洛阳
王者居“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理念在三代时已经成熟，比如商人以五方观念将疆域划分为五，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称为“中商”，甲骨文云：“大邑商居土中。”纬书《孝经援神契》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于是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
在浑天说中，则只有特殊的地点，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地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夏至日中地中子午线。所有的测量必须在地中进行，不然数据就不可靠。地中测影，不但测量时间（冬至为阳气初生等）、空间（地面距离、宇宙长度），还事关国家命运，是一个极端神圣而重要的地点。而这个地点，就在洛阳，这里“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一直到元代，郭守敬依然把告成作为天文测量的重要基地。
郭守敬
武周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追宗周代，因此在国家礼仪和装饰之具方面，多利用跟周代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武则天迁都洛阳，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背景。洛阳与周代的神圣性紧密相连，武则天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以洛阳“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地位否定长安政权的合法性。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因西周周公的实践和提倡而具有更高的神圣性。在周公的宇宙观念中，“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
武则天
对武则天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的学者把迁都归结于武则天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她迫害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所以才长期躲在洛阳。事实上，长安与洛阳之争，几乎贯穿了唐代以前所有的时代。
长安
从西汉末期开始，洛阳被明显地赋予了儒家神圣性，定都长安常被描述为仅仅出于维护统治安全的权宜之计。比如西汉末年汉元帝改制，博士冀奉倡言迁都洛阳以“正本”。王莽夺取汉朝天下，也计划迁都“土中居雒阳之都”。始建国五年，长安民闻王莽欲迁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王莽又制造瑞石谶言说：上天要他定都洛阳，上天的旨意不敢不从，不过王莽的迁都计划，最终因为新朝迅速崩溃而未能实现。
新莽得石权
刘秀以儒术治国，定都洛阳，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继承“周制”的色彩。围绕着长安与洛阳的优劣争论，辞赋家们创作了不少相关作品。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西晋左思《三都赋》都强调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及其与儒家礼法的关系，认为洛阳才是理想的首都。
张衡
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突出洛阳，贬抑长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她铸造九鼎，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九鼎按方位安放，代表豫州（洛阳为中心）的永昌鼎位于中央，其他八鼎（包括代表雍州的长安鼎）则依照各自的方位，环绕着永昌鼎。这从视觉结构上，就无可置疑地宣示了洛阳的伟大地位——其位于天下之中，就连李唐的旧都长安，也只能围绕着洛阳作为陪衬。永昌鼎从视觉上看，就比其他八个高大得多，彰显着神都的伟大地位。这种形象给帝国的臣民们，尤其是直接参加礼仪朝会的大臣们带来的视觉冲击，是相当深刻的。
天子九鼎
684年，武则天就将东都改为神都，凌驾于长安之上，宫名“太初”。此后二十余年中，神都洛阳不但在名义上，也在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帝国首都，长安则沦为前朝旧都和陪都。691年，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由于武则天对长安的贬抑，及至其下台之后，甚至在官方记载中，长安和洛阳的关系依然混乱。
武则天建造的卢舍那大佛
在武则天的经营之下，洛阳也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而且佛教社区和洛阳政权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证圣元年（695），已经六十岁的义净启程北上，也是于次年五月抵达洛阳。义净从回国之前到武周政权垮台，从始至终，都在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释读铭文充当政治预言家的角色，或翻译理论著作为武周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或参与修建武周的纪念碑性的建筑，可谓从始至终，一以贯之。
结语：
武则天下台之后，洛阳虽然依然保持繁荣，但是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遭到了忽视。以至于安史之乱时，洛阳这个曾在七世纪初以易守难攻著称的军事堡垒，轻易就被叛军攻破了。大肆的杀戮和破坏，使这座中古时代伟大的都城几乎成为废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华，其在帝国权力网络中的地位也一再降低。从某种程度上说，洛阳的衰落，几乎可以作为中国黄金时代结束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