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被誉为十大青铜器国宝之首，与“翠玉白菜”、“肉形石”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镇馆三宝。毛公鼎自出土之后多次易主，每个得到毛公鼎之人，不出十年灾祸必至。抗战期间，毛公鼎还差一点被日本人抢走。
毛公鼎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挖土时，无意之中挖出了毛公鼎，从此，抢夺和杀戮一路相随。
毛公鼎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名古董商和董春生谈好了价格，以300两白银成交。
毛公鼎卖了三百两,这在村庄激起轩然大波。当毛公鼎运至村南时,另一个村民董治官以宝鼎归全村所有为由,聚众前来抢夺。
古董商以重金行贿了岐山县令，县令遂以私藏国宝之罪，将董治官逮捕下狱，毛公鼎当做赃物被运到了县衙。最终，古董商人悄悄带走了毛公鼎。
1852年，收藏家陈介祺从古董商苏亿年之手购得毛公鼎。当时青铜器的买卖是以品质、年代、铭文字数的多少论价的，苏亿年照例为它量了尺寸、称了重量、数了铭文的字数，遂此鼎高价卖给了京城来的陈介祺。虽然交易数额不详，但陈介祺给苏亿年的封口费就高达白银1000两。
陈介祺字寿卿，祖籍山东潍县。其父陈宫俊（字伟堂）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工部、兵部尚书等高官，他有钱财用于收藏，更有时间和精力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咸丰年间买定后并运抵家乡。嗣后陈介祺对鼎的铭文作了研究，写成了《毛公鼎释文》，并将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
陈介祺越研究越了解它的价值，同时尽量地保守秘密，连最好的朋友索要拓片也不给，以至于在收藏家之间和学者之间产生了陈氏收藏毛公鼎只是一种传闻而已。像张之洞这样的高官和大学者甚至认为陈氏所收的毛公鼎是一件伪器。不久陈介祺病死了。
陈介祺死后，其次子厚滋得毛公鼎，厚滋死，鼎传次子孝笙。此时，陈氏家族初现败落迹象。陈孝笙一心希望重振家风，于是开了钱庄、药铺。当地有一位叫陈芙珩的人同陈孝笙交往甚密，对孝笙说：有一位旗人名端方，时任两江总督，有财有势，喜爱收藏古玩。并劝告孝笙，与其苦苦经营钱庄药铺，还不如将毛公鼎售于端方，可获巨资。陈孝笙虽然心动，但慑于祖宗的遗训、家人的阻拦，拒绝了陈芙珩。
端方也早已在打毛公鼎的主意，要密友陈子久从中撮合。陈子久就是陈芙珩的父亲，父子搭档演双簧，建议孝笙除了要一万两白银外，还要端方答应任命陈孝笙担任湖北银元局的职务。
高官利禄引诱之下，孝笙不顾家人的劝阻，向端方索要了一份让陈孝笙任职的文书作凭据后，贸然将毛公鼎以一万两白银的价格转让端方。老奸巨猾的端方在文书上钤印的是一枚作废的官印，凭证成了废纸。陈孝笙上当受骗后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1911年11月，端方被派到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的后人变卖家产，毛公鼎不知所踪。
不久，毛公鼎流入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手中，灾祸同样接踵而至。
那还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恭绰在苏皖交界处的一家古董铺里见到一个古鼎，凭他丰富的文物知识和古文字的释读能力，在初步地阅读铭文后，已经心知肚明，这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毛公鼎！叶恭绰不露声色地同铺主商谈了价格和定购条件后，立即赶回上海筹款。
铺主虽然讲不清毛公鼎的所以然，但凭他经商的经验、铭文的字数，向叶恭绰索要了很高的价格。叶恭绰筹集了钱款，如数交给了铺主。成交后，叶恭绰把它运到了上海的家中。
日本人也得知毛公鼎就在苏皖的交界处，于是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搜寻，闹得鸡犬不宁。这次挖地三尺的大搜索离叶恭绰买得宝鼎仅相隔58天！
叶恭绰
虽然叶恭绰买毛公鼎时用的是假名，但仍然被无孔不入的日本人侦知，悬重赏征集毛公鼎线索。日本人声称：“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宝鼎”。 叶恭绰留在上海的小妾潘氏就向日本宪兵队举报，毛公鼎就在叶府，
日军攻陷上海时，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叶恭绰便嘱咐其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儿叶公超，到上海寻机带走毛公鼎。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决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
叶公超刚到上海，即被逮捕，日本人逮捕叶公超的理由是间谍罪。日本宪兵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日本人扣留了叶公超，威逼利诱，意图夺得宝鼎。叶公超也是个硬骨头，死活就是不松口，哪怕遭受了严刑拷打也没有泄漏关于宝鼎的任何消息。
叶公超
宝鼎被日本人觊觎，侄儿又被日本人扣押，令叶恭绰更是心急如焚。
正当叶恭绰六神无主之刻，一位能工巧匠帮助了他。这位工匠帮助叶恭绰伪造了一个假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叶家把这个假的宝鼎送给了日本人，总算是暂时骗过了日本人。
1941年，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叶公超历尽艰险地将毛公鼎偷运到香港。
然而，毛公鼎刚刚到达香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叶家又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秘密运回上海。
叶恭绰回到上海后，由于经过这一番重大的折腾，生计也发生了困难，又出于把宝鼎转移的目的，就以300两黄金转售给五金业老板陈咏仁（字伯陶），附加条件是抗战胜利后要将宝鼎上交国家。陈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毛公鼎也随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迁至台北，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毛公鼎，铸造于西周晚期，为毛公所铸，因此名为“毛公鼎”。
毛公名歆，是周宣王的叔父。鼎文中记载，周宣王在位初期，力图改革朝政,遂命叔父毛公歆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保永享。
此鼎的文物价值不仅在于年代的久远，更在于其对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后来】2003年,陈氏后人陈祖光前往台湾考察。在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他惊喜地发现先人收藏的毛公鼎真品竟然藏身于此。
陈祖光原本就怀有重铸毛公鼎的心愿,如今亲见宝鼎更是心潮澎湃。由于博物院不允许拍照,陈祖光又五次飞赴台湾,凭着手绘和记忆来记录毛公鼎细节。第五次时,他带领铸造工艺师一起前往,让工艺师亲眼看看文物实样。2008年,在众多专家指导下,本着尊重历史、复原历史的原则,陈祖光他们开始了艰辛的制鼎过程。
历时两年多时间,几乎能以假乱真的毛公鼎仿制品终于完成。陈祖光特意捐赠给潍坊潍城区陈介祺故居万印楼,了却了心中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