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社会有各种系统、成熟的培训不同，古代官员刚进入仕途时毫无经验，很难快速适应官场。而官箴记载了一些居官格言，初入仕途的“新手”熟读这些箴言，可以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迅速进入角色。经过历代以来不断发展、演变和积累，也就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箴文化。
《文献雕龙》指出：“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这里所说的“针石”也称“箴石”，“针”即针刺用的工具，“石”指的“砭石”，是像针一样的石头。《素问》称“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也就是通过针刺、砭刮的办法来治病，由此形成了“针砭”这个词，比喻发现或指出错误，找到摆脱困境或解除弊病的方法。
箴石可以“攻疾防患”，箴言则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困病。箴言的类型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类重要的箴言是对从政者提出的，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类箴言通常是一些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称为官箴。
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到周武王时期，《左传》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是商末周初的史官，他倡导百官“官箴王阙”，即以箴言的方式针砭国君的缺失，得到百官响应。
随着古代王朝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官员队伍逐渐壮大，官箴也得到不断地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箴文化，其内容也逐渐集中于对各级各类官员的劝诫方面。到了唐代，朝廷重视用官箴文化教育和警戒广大官员，一些做过官的文人学士，创作了许多“官箴诗”“官箴文”，如韩愈的《五箴》、皮日休的《十箴》、柳宗元的《诫惧箴》等，朝廷则推出了集大成式的官箴《臣轨》，阐述为臣者的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
除此之外，唐朝统治者还利用各种形式宣扬官箴文化。《旧唐书》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这8个绣在官袍上的字是什么，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不过，次年正月武则天又“赐新除都督、刺史绣袍，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铭”，此次赐袍所绣的是16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可以理解为，这些字是从《臣轨》中提炼、浓缩的做官箴言，强调了为官之道，包括明理、公平、清廉、谨慎、忠君、勤劳、躬亲等丰富内容。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为百官赐袍并绣上官箴成为惯例，史书记载，“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赐之”。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五月，朝廷“内出绣袍，以赐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仍各有炯诫”，这次绣的内容更丰富，共有32个字：“忠正贞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正躬奉，谦感忠勇。”
勒石著书，保存、交流“为官之术”
在古代，文书档案保管条件有限，对于极为重要的东西，为了保存它们，人们通常将其刻在石碑上，不仅方便观瞻、阅读，更可以长久保存。对于官箴，除了写成各式文章及诗赋，并通过“绣字”的方式提醒官员们随时学习和牢记外，勒石刻碑也是重要的传扬方式之一。
在唐代，朝廷经常颁布一些对官员的戒敕，或者将一些为官之道颁赐给地方，命各地在官衙门口刻石立碑，作为官员们的戒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朝廷一连颁布了多道戒敕，包括《令长新戒》《处分县令敕》《戒牧宰敕》等，属于“为官之戒”，也是官箴的一种形式，朝廷命各地方将这些戒敕勒石刻碑。
宋人欧阳修《集古录》中也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这个“丁宁之戒”，就是叮咛之语，是唐玄宗希望官员们时刻牢记的箴言。根据欧阳修所述，唐玄宗下令所立的这些碑石到宋朝时“犹有存者”，宋人赵明诚《金石录》中也收有此类碑石4方，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里还存有一通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残碑，上面的内容就是该年唐玄宗下令立于各地的《处分县令敕》。
将官箴勒石刻碑并非唐代所特有，人们最为熟知官箴碑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它刻制于清代道光年间。道光四年（1824年），陕西长安令张聪贤受陕西延榆绥道道台颜伯焘之托刻了这通碑石，其上的官箴共6行，内容如下：“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段官箴出自明代理学家曹端之口，早在明代就已经被人勒石刻碑了，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曾亲自书写这段话，并刻石立碑于官衙之内。同样内容的碑石除西安碑林保存的这通外，还有一通保存在河北省无极县，该碑石是明代无极知县郭允礼所立，说明这通“官箴碑”上的内容在当时就已经很普及了。
宋代以后官箴文化继续得到繁荣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官箴由原先常见的“诗文体”“碑铭体”发展成为长篇著作式的官箴书，它们的作者多是担任过各类官职的文人，在这些官箴书中，除继续强调为官之道、为官之德外，更多的则是探讨交流做官的經验和体会，所讲的是“为官之术”。
这类官箴书，有的属于“从政指南书”，如宋人吕本中的《官箴》;有的属于“州县入门书”，如宋人陈襄的《州县提纲》。虽然这类官箴书探讨的多是做官的“技术型”问题，但其中无时无刻不融入为官之道、为官之德的内容，在指导官员如何理政、决狱以及如何协调上下关系时，遵循和强调的都是当时主流的为官理念。
由于官箴文化的重要性，《四库全书》专门将其列为一种类属，归在史部职官类。《四库全书》所收的此类著作有6部17卷，《四库全书》“存目”另列有8部107卷，但历代以来的官箴书远远比这个多，还有大量的官箴书没有列入《四库全书》中，有学者认为“汉唐以降，官箴类的专门之作为数不少，留存至今者亦不下百余种”，还有学者经过进一步的搜集，认为仅保存至今的官箴书就多达300多种。在为数众多的官箴书中，虽然也有许多过时、落后的地方，但其中也不乏有值得今人参考借鉴的内容，它们是古代官箴文化的重要集结，也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文化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