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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征明的《拜年》诗“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嫌简不嫌虚”记载来看，明代人们在新年拜年就有投送“名纸”即后世所谓片拜谒的风俗习惯。众所周知的王安石《元日》诗记载了“千门万户瞳瞳，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过元旦贴新符习俗。此外，我们读权德舆《七夕》诗中“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子，唐代民间七月七夕乞巧的习俗就可以窥见一斑。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像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杨万里《寒食上冢》诗无不昭示出民间节日中所呈现出的风俗礼仪。
文征明画像
读这些诗，古老的风俗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其次，诗歌还铭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一个时代的好尚心理有时也在诗中得到反映。比如王安石《梅花》提到了杜诗中无海棠的现象:“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据宋陈岩肖庚溪诗话》所载，苏轼在其为妓女所写的诗中同样提到了这一问题:“东坡居士闻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作为盛产海棠并有“香海棠国”之美称的四川，杜甫又在此写下了大量诗篇，却为什么没海棠诗？宋人葛立方在其《韵语阳秋》中颇感困惑。
葛立方画像
其中原因，除了如《古今诗话》所说的“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的理由外，恐怕还与当时人们的好尚有关。因为不仅杜诗无海棠，其实在李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其他名家诗中也未写过海棠，只有到了中唐后，海棠才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像王建薛能、郑谷、温庭筠都写过海棠，大量写海棠是宋代，唐人最喜写的是牡丹。这大概与唐人重牡丹宋人重海棠的文化心态不无关系。由于诗承载着民族的心里，因此从诗歌的一些细节也可反观出一些民族的心态。诗铭刻民族的文化理还可从诗中用典的创作习惯中看出中国诗歌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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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因用典能使诗具有想象力、联想力和隐喻力，而且它还昭示出中国文的崇古心态。中国文化中动辄“子曰诗云”，动辄以经典之是非为是非，把“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看做写作的极境。严复在《论世变之亟》文中把这种崇古心态披露得漓尽致:“中国由来论辨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日，而以当前事件语言，与之较勘离合，而此事件语言是非遂定。”一切称引都以人是非为是非，诚如梁启超在其《饮冰室》中所说的:“中国结习，薄今爱古，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
梁启超先生
用典不仅增添了诗的含蓄，更显了诗人的学问高深和高雅，因此到宋发展到主张写诗“无一字无来历”。此诗歌还反映出中国文人的人格心理。比如为什么中国诗歌中人们那么钟梅兰竹菊？这是因为她们身上的一些特性与古代儒家的君子人格不谋而，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凌霜傲立，不趋炎势。合而观之，有一共同点，都是清华其外，澹泊其中，不媚世之态。在古代讲究修己、修身的文化氛围中，她们的被认同，被赋予文的品格，被人们称之为花中“四君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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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梅花的心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王维:《杂咏》），兰花的“千古幽贞是此花，不求达只烟霞”（郑板桥:《高山幽兰》），翠竹的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衣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刘禹锡:《庭竹》），残菊的“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梅尧臣:《残菊》），看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君子人格。同时，不同的诗歌体式和风格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审美心理。比如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奔放、明朗、博大、雄浑、深远、超逸、高亢、刚健，这种追求阳刚之美的审美情趣，其实外现唐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追求建功立业的迫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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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诗不同，宋词表现出一种绮丽哀婉的阴柔风格，人们常批评宋词中“男子作闺音”（清田同之:《西词说》），批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陈人杰:《沁园春·序》）。所谓“作闺、所谓“雌了男儿”即指宋词追求一种女性化的意境和柔婉的风格，而这种美趣尚正外现出宋人柔弱的文化心态。怪不得理学家程颐不胜感慨地说:人都柔了！”并解释说“盖自祖宗以来，多尚宽仁，…由此人皆柔软”。语破的，道出了与唐人追求建功立业的心态不同，宋人普遍地表现出追求享追求安逸的心态，因而声情婉转的词自然找到了它生存的土壤。
参考资料：
·《古今诗话》
·《韵语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