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青铜鼎”的故事

“楚王问鼎”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说的是公元前606年，诸侯楚庄王兴兵攻打陆浑之戎，途经东周首都洛邑时，陈兵边界，派人询问保存于朝廷中的九鼎的重量。周王派大臣王孙满去答复楚王说：当年夏朝建国之时，九州之牧进贡青铜，铸成九鼎，上面刻出百物图像，使人民看了知道如何趋吉避凶。九鼎由夏、商传至周代，谁有德就有能力保有它。如今周德虽衰而天命未改，鼎的轻重不是你们该问的。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觊觎九鼎的非止楚王。秦国、齐国也都向周王室求过九鼎，全被善于说辞的大臣搪塞过去了。据说九鼎后来落入秦王之手，最终下落不明。

九鼎传说神秘而又朦胧，但有两点是明确的：

其一，与鼎有关的词汇，都明白无误地指向国家政权。如：定鼎，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奠立；鼎迁，指国家政权的转移；问鼎，指对政权抱有野心；鼎祚，是国祚的同义语，指国家存在的时间。

其二，九鼎的说法主要见于东周及其以后的文献，应为周代社会制度的产物，因为夏、商时代并没有九鼎的礼制规定。但鼎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之物却是肯定的。

在原始社会，鼎不过是用陶土烧制的普通炊食器，其主体部分是盆、罐一类的容器，下边加上三个足，便于生火加温。到原始社会末期，一部分陶鼎的制作加工讲究起来，体量也加大了，实用意义逐渐减弱。进入奴隶社会后，青铜鼎诞生了。从陶鼎到青铜鼎，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材质改变和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鼎所蕴藏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青铜鼎之所以成为象征国家政权的国之重器，在于器物主人铸造这类青铜器用于祭祀活动的特殊权力，它代表着人物的地位和身份。

为了让观赏者通过青铜鼎感受到器物主人权势的稳固、不可动摇，必须在设计上做到造型完善、严格对称。这一点并不容易。商代早期的圆腹青铜鼎，从造型上讲已很完善，但摆在那里，却不够对称，正面看去两耳对称，三只鼎足却不对称，反之亦然。后来，工匠改进了制模方法，在鼎的底部增加了一块三角形的底范，才解决了鼎耳与三足对称的难题，也克服了鼎足内空的缺憾。

追求器物造型的巨大体量，是造成视觉震撼力的重要手段。迄今所知三代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戊（武乙配偶）铸造的礼器。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鼎腹长方形，下承四个柱形足，让人感觉体量如山、无比庄严，体现出雄浑威重的建筑美。

为了强化其威重的视觉效果，司母戊大方鼎的设计者在整体比例关系、细部表现上都作了很大改进。此前的鼎，如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早期同样由王室主持制造的杜岭方鼎，给人的感觉也很威严、庄重，但与司母戊鼎比较，便显出明显的不足。杜岭方鼎高100厘米，其形体特点是深腹，四足短而略显椎形，给人的印象有点像是头大身矮的儿童比例；司母戊鼎为长方形腹，与双耳、柱足的比例匀称，让人感觉是成人的比例。在细部处理上，杜岭方鼎耳部外侧面和口沿显得单薄，司母戊鼎的制作者特意加大了鼎耳与口沿的厚度，显得特别厚重。装饰方面，司母戊鼎在四面鼎腹的中央留出大面积空白，四周绕以富于神秘感的饕餮纹和夔龙纹；两只鼎耳的外侧面，一对浮雕猛虎相向而立，口部大张，共衔一人头，显得十分可怖。这一形象也见于商代的兵器妇好钺，那是大贵族专用的杀伐兵器。无论从正面、侧面、上方、下方任何一个角度观赏，司母戊鼎神异、诡怪的纹饰都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威慑感。

方鼎不见于陶器，是青铜器特有的造型样式。商代同类作品还有湖南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河南安阳殷墟贵族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牛方鼎、鹿方鼎等。人面方鼎的腹部四面各有一个巨大的浮雕人面，形象写实但并不是人，因为它的头上生角，下部长爪。青铜鼎中以人面为主要装饰者仅此一件，有人推测这一形象与古代“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

西周初期，方鼎仍很普遍，却不复有商代司母戊鼎那样宏伟的巨构。由于体量小，制作也较精细，与商代同类作品相比，显得精致有余而气度不逮。这一时期更盛行的是圆鼎，特别是体量巨大的大型圆鼎，其中最著名的是周初铸造的大盂鼎。

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鼎腹圆浑饱满，两耳外张，形成和谐而富于力度的轮廓线。口沿下微微内收，装饰一圈饕餮纹，与三足上部的浮雕饕餮形象相互呼应。腹部光洁无饰，很有气度。大盂鼎有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前997年），周王赏赐给贵族盂各色人等1709人，并告诫从政时不得酗酒。大盂鼎铭文对研究西周社会状况有重要价值。

一些著名的西周大鼎，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德鼎、大克鼎，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淳化大鼎等，都沿袭并发展了大盂鼎的造型样式。

到西周后期，圆腹鼎发展为半球形腹、兽蹄形足的样式，代表作品有毛公鼎、颂鼎等。毛公鼎铸于周宣王时期（前827—前782），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以499字的铭文记述了周王室对贵族毛公的册命。鼎的各部分比例匀称，装饰趋简，仅在口沿下饰一圈重环纹，辅以一道弦纹，体现了西周青铜器典雅、和谐的审美风尚。

受礼制的约束，西周时代用鼎的数量、体量有严格规定，形成所谓“列鼎”制。按照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各鼎大小相次，分别盛放牛、羊、豕、鱼等祭品。

东周以后，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用鼎制度被逐步破坏。鼎的造型开始向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样式变化很多：为了保温，加了盖子；为便于扛抬，耳部由立耳变为附耳；用于直接烹煮牲肉的镬鼎一类采取深腹圆底的造型。

东周时楚国以及受楚文化强烈影响的一些诸侯国贵族大墓出土的鼎群，最鲜明地代表了这一时期青铜鼎的新发展趋向。如战国初期曾侯乙墓所出的成列升鼎（正鼎），共九件，其造型特点是敞口、厚方唇、浅腹、束腰，两耳有力地向外撇开，兽蹄形的粗壮矮足撑住平底的鼎腹，鼎身镶嵌着闪亮的绿松石，还有四条龙形附饰。整体结构多取直线，又以变化多端的装饰和细密的纹饰丰富了外观，远看雄强有气势，近观又瑰丽多姿，令人从中感受到楚文化的浪漫气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鼎与曾侯乙升鼎同为楚升鼎的典型样式。

战国时期制造的有些小型鼎追求精工华丽的外观和舒适便利的功用。如河南洛阳出土的错金银云纹有流鼎，高仅11.4厘米，器身矮扁，附耳，有流，盖上有环钮，通体装饰着金银丝镶嵌的四瓣团花纹、三角纹和云纹，既方便实用，又可供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