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对民国军阀的评价，有一种日益正面的趋势，但不论军阀本人之操守如何，他的割据存在，是民国之巨害，为毋庸置疑之事，其中以鸦片种植为例，就可以看出来。

北洋时期，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除了借债及苛捐杂税外，军阀也想方设法地从鸦片贸易中牟利。

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云南

1921—1934年，云南实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实际上就是鼓励鸦片大规模种植发展。这段时期，云南处栽种，罂粟遍地，公开贩运、吸食。1934年云南省鸦片种植面积约200万亩。

龙云主政云南时期，据统计云南各地有三分之二的土地都种植着鸦片。时人感叹：

多一亩种罂粟之田，即减一亩稻麦之产，弃膏映而滋酖毒，良可叹惜。

1927 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 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 万元，1932 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甘肃

甘肃鸦片的大规模泛滥是从陆洪涛当政期间开始的。窘于财政困难， 也出于扩军的需要， 陆洪涛于1922年大开烟禁，种、运、售、吸一概不禁， 对种烟户征收“ 烟亩罚款” ， 对不种者征收“ 懒款” 。

陆洪涛之后， 国民军刘郁芬等主甘又继续沿袭了这一政策， 鸦片税成了特别受“ 关照” 的财源。据《甘肃省禁烟总报告》中“ 甘肃省产烟数量暨禁种情形调查表”所载数字计算， 甘肃的烟田面积为921426亩， 年烟产量23 400,749 两， 平均亩产25两。

民国时期，吸食鸦片者存照

1935年，甘肃的烟苗面积达50多万亩， 总产量2000万两。甘肃省政府财政对鸦片税收的倚重程度， 在民国23年， 达到了50.3%。

四川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清末时，四川的鸦片税要占税收总额的38％，鸦片产量占全国的40％，自1906年后推广禁种，成效显著，除零星栽种外，大规模的罂粟种植已经绝迹。

直到1917年黔军入川，罂粟种植开始大规模复苏。防区时代下的四川，鸦片泛滥达到了顶峰。

通县销毁鸦片现场。

军阀为征税而许种吸鸦片烟，巧立抽税名目，有亩捐、窝捐、罪捐、懒捐、瘾民捐、红灯捐、优待捐等，据美国人吉尔门德《四川游记》载，刘湘的财政处长给刘湘的报告中透露：

1931年土税收入为一千万元。

川土与滇土直接与洋药争夺上海市场，最多时占据上海输入鸦片总量的40%。赵尔巽亦称：

查中国种烟之地，以云南、四川为最广。吸烟之民，则四川比云南尤多。

总的来说，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以广西为例，经广西运销的鸦片每年近3000万两，鸦片税占广西全省收入之半。

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民国军阀混战，鸦片也是极重要的导火索。由鸦片之问题可以看出，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农村经济凋敝，城市失业严重，盗贼蜂起，实在不是某些人宣称的“自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