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民国时期
1928年，艺文志先生编纂了一部《清史稿》，其中有篇幅不短的洪秀全传，是紧排列在吴三桂等逆藩后面，作为粤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萧一山先生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传回多种《太平天国印书》和其他文献，为太平天国领域的研究打开了局面。
四十年代，郭廷以先生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了《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两大册。
五、六十年代，简又文先生撰写《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六大册，几百万字。后来又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把以上两书改写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用英文出版。
在那时研究者们普遍认同一个观点是，强调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的性质或反清革命极力反对农民革命说。
当时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太平天国是反清革命。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一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早年治学时给胡适先生做了四、五的助理，当时胡适看到罗尔纲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史纲》，胡适先生愤愤然地指出书上全面表扬太平天国是不客观的。
照胡适先生看来，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不应该全面表扬的。
为此，胡适先生教导罗尔纲先生“做书不可赶时髦，此书就犯了赶时髦的毛病。”
但罗尔纲先生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顶住思想压力，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相继出版了十本书。但当时这种一面倒的书籍，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接受，所以当时罗尔纲先生饱受歧视，工作无人看重。直到一九四七起年，南京中央研究院才勉强给个罗尔纲先生一个研究员头衔。
但这样的情况到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
一九五一年，南京成立太平馆，请罗尔纲同志负责。
在邀请信上这样写道：“您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光荣。”
就是在这样环境的激励下，几十年来 罗尔纲先生相继出版三十多本书。
刘大年先生说他对“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上的成就，详细的评论，要由专家们去做，学术问题不能凭粗枝大叶作出评断。”他再此不做评价。
他说了以下他印象最清晰的几点。
第一点
罗尔纲先生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比其他人研究的都早，他最先写了一本首尾完整的太平天国史纲，比较系统地讲述那次农民革命运动。
并说“太平天国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相当长时间人们对它缺乏正确认识。”
第二点
资产阶级学者常常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重观点，轻史实，移史就观。”
这是不对的，例如罗尔纲先生的研究就是基于弄清楚事实和有关史料的原则上的研究。但不包括哪些“清官方文书，和时人的私人笔录、野史传闻。”
因为哪些资料，官方的往往捏造掩饰事实。私人记录的那出自不同动机，有些与实际相去甚远。
所以他们这些资料史实上谬误百出，都是假的，都是污蔑，所以这些资料是不在考订范围内的。
第三点
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先生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集共十集，是以辨伪集、订谬集、史事考、史料考、太平天国从考等作为书名的。另外的图释、调查集，也基本上是史料考证。
罗尔纲先生为人治学，谦逊虚心，一贯保持着书生、学者本色。他不自满，不矫饰。勤奋敏捷，乐于帮助别人。
例如在一九五五年，全国政协中国近代史讲座邀请，罗尔纲先生担任主讲。罗尔纲先生在开讲前两天赶到北京，第一时间拿到胡蝇先生在高级党校，校讲上对太平天国史约三、四千字的提纲后。当晚就立即连夜参考胡蝇同志的观点全面改写原稿，仅仅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一万字以上的新篇。
俗话说，人怕出名。
出了名，就不敢放弃自己的东西，不肯汲收他人的新东西了。
但罗尔纲先生完全有异于此。对待学问新知，总是见善如不汲，丛善如流。
第四点
说罗尔纲先生是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大家，者是学术界公论所能够赞同的。
这自然不是认为，他把太平天国中什么问题都研究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样的大家是不存在的。
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能超越个人主观力量、历史资料、现实环境条件去取得成就。每个人的主观力量总又各有差异，是无法强求整齐一律的。一个研究者，只要在他所从事的领域，或者在思想理论上，或者在具体问题研究上，比同时代人做的更多，更有创造性、科学性。大体推不翻，驳不倒，后来者能够利用他开凿出的途径，拾级而上，去攀登新的高峰，那就足以称做大家。
与开拓太平天国这块园地其他人不同，罗尔纲同志的研究工作，与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环境条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他不是任何别的大家，他是新中国最早的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
刘大年先生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