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提起明朝嘉靖时期，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道士皇帝、奸臣严嵩，然而此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抗倭民族英雄，如戚继光、俞大猷、朱纨等等…那么，英雄们何以在嘉靖时期扎堆出现呢？此事，还要回到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在宁波的日本使团厮杀案，即“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方面先后派出两支朝贡使团，互有嫌隙的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双方使团在抵达宁波市舶司后，因勘合真伪和所受待遇的差异而爆发冲突，进而导致了杀戮事件发生。

“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大内氏宗设谦道率百余人使团在浙江境内肆意枉法，致使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官兵战死，当地居民遭受无妄之灾。

明朝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商业活动。海外各国以“藩属国”向“天朝”进贡需事先申报明廷，且严格限制了船只人数、贸易物品甚至时间地点。为避免入贡国家冒伪滥觞，又制定了“勘合”制度，即以“勘合”为凭证，验校无误方允许进行“朝贡”贸易。

来明朝贡船

明廷姑息纵容，自食恶果

朝贡贸易有着严格规定，然而在封建专制国家，法度施行全凭皇帝意愿，造成了司法混乱。

永乐元年（1403年），日本使臣僧坚中圭到明，其使团存在着明显的逾额越例行为，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请求依法处理却不被采纳。

成祖：“外夷修贡，属险陷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赉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暨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值市之，毋阻向化”。–《皇明世法录》

大明皇帝宽厚优待，并未就此事责罚日方，然而日本使团却未必会承情。景泰四年（1453年），日使在山东临清掠夺民众，殴打指挥使；成化四年（1468年）北京会同馆开市之际，又酗酒伤人致死。

倭寇

时人言：“倭夷奸谲，时来剽掠海边，见官军巡捕，乃阳为入贡，伺虚则掩袭边境”，日本贡使及商人多有不法行径，然而明廷一向姑息纵容，之后的嘉靖大倭寇不得不说是自食恶果。

中日海上贸易“钱”途光明

朝贡国日本的野蛮无理行径及孱弱不堪的大明军队，让嘉靖皇帝大为震怒，在“祸起市舶”的建议下，废除浙江、福建市舶司，颁布海禁条例，加强海禁力度。嘉靖时期海禁政策施行极为严格，却为民间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剧了倭患。

遣明船所获利润之大是争夺对明贸易权的巨大引力，据楠叶西忍《大乘院寺社杂事记》的资料可知，仅生丝一项获利润率达200%，勘合贸易 “钱”途一片光明。嘉靖初年，日本银矿山的发现——占当时世界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使得日本一跃而成重要的白银出口国。中国则为贫银国，且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发展，两国各有所需，高额利润驱动海上贸易。

海上贸易

“但这种贸易只给极为有限的特权阶级带来好处，与地方上的豪族和商人的希求完全无关。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除了极少数被允许与日本接触的特权商人，都被严禁分享贸易之利”–《宫崎寺定中国史》，走私贸易也就顺势而生了。

中日贸易逐渐由官方勘合贸易转变为民间私人海上贸易

争贡之役发生十六年后，即嘉靖十八年，中日再次通贡互市，而审查制度有所加强。

“上曰，夷性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史督同三司官，严加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与交通，以滋祸乱。”

嘉靖皇帝

五年后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日贡使团再次入贡，明廷礼部以“日本例十年一贡，今贡未及期，且无表文并正使，难以置信”拒绝接受，然而日方贡使却未打道回府，而是与双屿港的中国海商及西南诸国商人私自交易。于是，又有“先是日本非入贡不来互市，私市自二十三年始”的说法。此外，垄断了勘合贸易的大内家族于1551年灭亡，中日正规贸易通道自此中断。

“倭寇”：中日混合、亦商亦盗的走私集团

“东南自有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海禁大严，谋到不遂，故勾结岛夷为寇”–《明世宗实录》

勘合贸易的破产配合明廷海禁政策的加强使得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此外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大批武士浪人沦为倭寇。由此，中日海商结团成伙装备武器以对抗明军禁缉和海盗劫掠，一个个中日混合、亦商亦盗的武装团伙相继出现。走私贸易获利丰厚，作为走私商贩聚集的重要港口，月港有着“小苏杭”的美称。

“私造大船，越贩日本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沈定钧《漳州府志·洋税考》

正因为走私大有可图，东南沿海的豪族、官员和海商互相勾结，参与走私贸易，并与倭寇合流。抗倭英雄朱纨曾言：“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犹难”，其本人也因为触及豪族利益而自杀。

海上走私贸易集团：海盗

反抗、暴动者即倭寇， “嘉靖大倭寇”中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

结语：嘉靖之前，私人海上贸易虽然屡有发生，但却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走私贸易集团。争贡之役引发的后续结果，使得中日唯一正规贸易渠道中断，两国在经济上各有所需且极为强烈。在高额利益驱动下，海上私人贸易畸形发展，“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走私团伙成了不稳定因素，其自我武装由一开始的自保演变为劫掠，最终沦为“倭寇”，加剧了倭患。

参考文献：《明史》、《皇明世法录》、《宫崎寺定中国史》、《明世宗实录》、《明史讲稿》樊树志、《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李连利、《明朝历史的教训》吴晗、《剑桥中国明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