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深圳大学的讲话）
各位同学，
“话说天下大势”这个讲题我以前用过。罗贯中的文采气势说不得笑，而这些日子天下的大势天天不同。让我先说几个真实的故事。
三个实例可教
第一个故事是弗里德曼告诉我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分为东德与西德，建起那有名的柏林围墙。西德选走市场经济的路。怎么走呢？他们决定不采用外汇管制，让汇率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浮动，结果混乱出现，而此乱也，持续了约两个星期，马克的币值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了下来，一直到今天。后来西德与东德的经济发展的大差距，天下皆清楚。
第二个真实故事是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告诉我的。他说二战后，香港的货币钩着英镑，考虑的是怎样管制货品的进出口。考虑了一小段日子，他们不知道怎样管，于是决定不管。这就是香港后来成为举世知名的自由经济、获得东方之珠这个美誉的主要原因。换言之，香港昔日的经济奇迹不是因为他们懂，而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聪明的地方是知道自己不懂的不要做。
第三个故事也是香港的。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战终结，无数的逃难者回归到香港，也有新的难民。住房不足，租金急升，怎么办呢？为了保护原来的居民，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我为这管制作过几年的深入考查，写下一篇后来获美国一九七九年最佳法律论文奖的文章。
这租金管制一九四五年推出时，委员名单中有赞成管制的律师，但排除了反对管制的富有绅士。只看委员名单，我们就知道结果会是怎样。这管制起初说只管一年，跟着延期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延了几次就懒得再延，决定不断地管下去，后来修改了三十多次，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放宽。今天大家在香港闹市中见到的破破烂烂的旧房子，皆租金管制所赐。
推断中国如有神助
我的专业是以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复杂的世界，因为走的是科学验证的路，只要局限的转变掌握得到家，跟自然科学一样，我知道的经济学不仅可以事后解释，也可以事前推断，其推断的可靠性跟牛顿推断苹果离开了树枝会掉到地上一样。这种经济学的推断困难，源于这门学问没有人造的实验室，不能以人工调控局限条件的转变。只凭真实世界为实验室，考查其中的复杂局限及其转变，难度极高，其推断出现失误可不是因为几个简单的原则不管用，而是对局限转变的掌握不够深入。
一九七九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的一位朋友说，夫人问：“中国会走什么道路？”要求我回答。该年十月我到广州一行，考查与苦思几个月，一年后以这问题为题写好后来成为小书的长文稿，提出答案。
几位获经济学诺奖的朋友读了该文稿后破口大骂，说我发神经。为此该小书推迟了一年才发表，但跟原稿一字不改。
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巴泽尔也不同意我给中国的推断，但他说关于理论那部分真好，半点瑕疵也没有，不发表可惜。今天回顾，真想杀了弗里德曼、诺斯、贝克尔、舒尔茨这几位诺奖得主。是他们的大力反对阻迟了该小书的出版逾一年。我真的在一九八〇年底完稿后一个字没有改过，要是该小册能在八一年初面市，我这个经济学家会把所有风水先生比下去。
经济学的真谛
四十多年前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经济研究院教高级价格理论，我提出一个今天在行内很有名的例子，可惜盗用的人往往没有指出是我的发明（还有不少说是源于我）。我说如果你把一纸百元钞票放在行人路上，没有风吹，这钞票会失踪。我说一万元赌一元，有谁敢跟我赌？没有学生举手。我跟着说所有自然科学皆不能推断该百元钞票会失踪，只是经济科学可以。推断该钞票会失踪是基于三个原则或公理：其一是需求定律，其二是成本概念，其三是竞争含意。
同学可能会问，推断该钞票会失踪任何小孩子都可以，何必用上这三个公理呢？我的简单回应，是一九八〇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也只不过是用上这三个公理，没有其他！经济学的事前推断或事后解释的能力跟自然科学没有两样，只可惜经济学没有人造的实验室，局限的存在及转变只能由经济学者到真实世界考查，不能在实验室内把仪器随意调校。今天经济学的没落，主要是因为从事者懒得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见到那些自己没有学好的三个公理失灵，就转向发明只有天晓得的古怪术语，创立新理论，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过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论，七十年代后期又再回头，甚至大行其道到今天。这些新理论的推断能力一律是零，你跟我赌十次会输十次！
我曾经是一个回归统计的专家——我为石油工业写下厚厚的关于油价厘定的回归统计报告，当年被该行业的朋友称为《圣经》。当时我认识的回归统计大师，一律知道而又同意这门玩意虽然好看，但不可靠，低手用上，简直是自欺欺人，务求把方程式砌得好看，文章可以发表。这算是什么学问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当年学得而又从事了逾半个世纪的经济学。
越南的火爆是一个新起点
让我转谈越南的问题。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得兴旺我早就知道，但令我惊奇的还是我那位在多伦多的九十多岁的姊姊。每次到访，这位姊姊都带给我一些名贵的衣着——虽然她知道我从来不管衣着，但她送的永远是最名贵的。两个月前这位姊姊到我家，送我一件衬衣，当然是最顶级的。衬衣上说明的是“越南制造”。这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中国可以制造的最高的世界级水平的衬衣，越南也可以造出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是问题。越南的工业劳动力的最低市值工资，今天约东莞的四分之一。这不一定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因为在河南、江西等地，那里的最低市值工资，跟今天越南的持平。没有疑问，东莞的工业转到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可不是因为什么腾笼换鸟，而是在国际竞争下不能不这样做。
这里有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越南之外还有好些工业工资比越南更低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非洲等地，他们早晚会提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忧心工业产品斗便宜，是忧不了那么多的。
我们也要注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只五百万人，但有五、六项产品其产量冠于地球。今天的越南人口高出昔日的香港十八倍。
说往事可堪回首
这里我要跟同学说一些要点。今天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世界，求学期间不用功拼搏，增加知识，不会有好前途。回报率最高的是中、英二文都要学得好。问题是英文很难学，学了又容易忘记。但没有选择，英语你总要学到下笔成文。
有趣、易学而又回报率高的是中国的文化。我知道你们在中国文字与历史这些方面的基础不错，但在那重要的文物方面你们认识得少。文物既有趣也易学，可惜在深圳——其实是整个南中国——博物馆的藏品可教的不多。
我还要指出一点。数码科技不论，如果你们要在一门学问上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专才，不管多聪明，中学后二十年的寒窗苦学是起码的要求。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外，尽管我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但从本科到正教授只用了约十年加几个月。这例外是因为际遇好得神奇！从本科到博士后，有十多位二十世纪的大师围绕着，他们喜欢教我。上苍的帮助更重要：三十岁那一年，我无端端地一脚踏中一个困惑了经济学者近二百年的难题，但我不知道，在一个晚上只两个小时就破解了。简单的，后来我一路走下去，创立了合约经济学。
你们的机会看来没有我当年那么好，但遇上高人愿意指导你们要懂得拼搏。我的一个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我带他到美国，从本科起只六年获博士，遇高人，学生物，达大成时约四十岁，今天是世界级人马。我的儿子当年在香港也没有大学收容，在美国也遇到高人，今天研究医药，也算是世界级了。因为儿子在研究院修的是两个博士要一起拿的课程，难度高，他达大成时约四十五岁。你们今天能进入深圳大学，天资水平应该跟我的外甥与儿子差不多，只是机会有别。我们三个当年的水平是进不了清华、北大的。可能深圳大学也不收我们。我希望在座的同学明白，走学问的路我们三个都把自己的生命押了上去！
说不得笑。今天在西方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我外甥的名字，也可以找到我的名字。二者出现不多，不及杨振宁。名字打进教科书算是有一家之言，不容易。另一方面，在西方经济研究院的读物表中，最常见应该是我的作品。我把外甥气个半死的，是经济学的刊物出现了Cheungian Economics（张氏经济学）一词。这更困难，因为是代表着一个学派。可惜不多见。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诺奖得主诺斯一九九〇年在他的一本名著中首先提出的。
当然，我们三个算是世界级的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杨振宁，但我有一项本领杨大师应该没有。那是Steven Cheung是一个经济学者，张五常也是一个经济学者。当年杨小凯大赞Steven Cheung，又大赞张五常，当他终于发现二者是同一人，吓了一跳，跟着奔走相告。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往事。我回港任职后，一个说是从内地打来的电话，打到香港大学找Steven Cheung，邀请我到内地走走，当他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是张五常，立刻把电话挂了！
这就带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三个在三门正统的学问上达到世界的师级水平——这点我没有夸张。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年，国家本土培养出来的世界级学术人物是那么少呢？我们三个的天资应该不俗，但当年在香港皆没有大学收容。或然率说，今天在中国内地的天资不弱于我们的应该无数。另一方面，这些年资助大学的钱是远远地冠于地球，但为什么今天我们见到的国产学问高人是那么少呢？
这里让我顺便对从事经济学的同学多说几句。你们今天学经济是走错了路向。经济学的重点是解释世事，在推敲解释的假说时，你们千万不要让数学方程式的框框约束着。你们要让自己的脑子云游四方，想到有趣的就停下来多想一下。这里一点有趣的，那里一点有趣的，让这些有趣的自由浮动，过了一些日子，这一点一点的会自动地组合起来，让你写出一篇有机会传世的文章。没有机会传世的文章，不仅不要考虑写，读也不要读。想象力的体现是传世文章必要有的条件。不一定足够，但必要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越南战争而在美国兴起的、跟着引进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算学报高下与文章数量来衡量学问高下的取向，是一个灾难性的发展。思想传世才是可取的衡量，可惜能早作判断的人凤毛麟角。
爱中国的文化是爱中国的准则
我是个中国文化迷，古文、诗词可以朗朗上口。为了兴趣我对中国的书法有研究，而为了考查讯息费用，当年我喜欢在香港的地摊左问右问，这些那些是什么窑呀，怎样鉴别真真假假。这些行为，当年不少学术上的蠢材对我多有非议，但让我创立了今天看可以历久传世的玉石定律、欺骗定律、仓库理论等贡献。
说到中国的文物，我的认识说不得笑。除了书画我得到专家朋友的指导，其他的知识都是自己在街头巷尾的考查而获得的。是那么有趣的学问，而略知一二会对中国有归属感。
我自己研究中国文物的经历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幼年时在香港，一位来自广西的隶书高人教了我不少，而在一九五二年我用积蓄了半年的零用钱，购得该高人极力主张要买的宋拓《娄寿碑》孤本。真正地投入中国文化的研究始于一九七五年。那时为了研究讯息费用对行为的影响，我花了两个月在香港广东道考察产于缅甸的翡翠玉石的市场。跟着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到福州一行，就转为考查产自寿山的田黄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推土机频频在神州大地操作，出土的文物多，我差不多一律跟进。这些文物市场的有趣变化无数，而拍卖行的孰真孰假的行为，行内的朋友说起来无不津津乐道。
人民币需要怎样处理
最后要说的是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市场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话题以及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下锚的建议，十多年前我解释过多次，可惜到今天还是看不到效果。我们要知道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发展到有今天的势头，人民币不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不成话。二战前英镑当道，二战后转到美元。一个国家的货币能成功地国际化有很大的好处。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他们不需要，因为举世都接受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把人民币先下一个稳定如泰山的锚。这个下锚的方法我解释过多次，央行的朋友知道，也考虑过，我可没有听到他们认为有什么不妥，可惜他们不采用。这里让我凭记忆简述一次。
一、选择二、三十种物品，包括衣食住行的各方面，最好在期货市场选择，也可在运作得好的批发市场选一些。这里要点是各种物品的质量要稳定，也要随时有一个方差很小的市价。
二、这些物品构成一篮子，各种物品的比例固定不变。可以自由变动的是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各自按着市价自由变动。这一篮子物品加起来当然会有一个总市值。
三、现在由央行决定，一万元人民币可以购买多大的这一篮子物品。这就求得一个指数了。央行要把人民币钩着这个指数，坚守。
四、这指数是一个物价指数，调高算是通胀，调低算是通缩。我的建议，是央行每年把这指数调高二至四个百分点。这是弗里德曼平生所学的一个结论，今天美国的联储也是守着这个百分之二至四。
五、央行要印制新的钞票才推出国际（好些年前听说已经印制好了），要有五百元面额的，当然要加上一些英文。为了增加接受性这些钞票的设计重要。
六、人民币推出国际后，央行当然要让人民币的国际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内地的利率自由浮动。起初推出国际时，最好跟原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平过。
上述是我简略的回忆，比较详尽的分析可见于我二〇〇九年出版的《货币战略论》及跟着的一些有关文章。
全面解除汇管是需要的
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与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以币量的增减来调控经济。这是当年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要点。蒙代尔是站在我这边。选择我建议的货币下锚制度，因为有需要守锚的约束，央行要放弃他们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权力。
最后要说的，是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一定要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才算是成功。我的主张是不要逐步解除——这会引起我们事前难以猜测的预期——而是要一放全放。这样做，一起步央行的外汇储备会相当大量地流失，但外间接受人民币，这储备会回升。我认为目前央行拥有的外汇储备足够应付这“全放”而有余。不要选人民币有弱势的情况下大事放开，而这样放开汇管如果成功，中国的外汇储备会急升。央行要把这因为外人接受人民币而增加的外汇收入放在一个独立的账户，用以保障人民币的稳定。
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只是我建议的下锚方法会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性，因而会减低这风险。另一方面，近两年内地的地下钱庄的运作，人民币的官价兑换率跟地下的兑换率没有差别，显示着这些日子央行的操作是合格的。
日圆当年尝试推出国际的经验不好。要是今天人民币推出去，我认为成败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外汇储备可以支撑，而是在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性。我建议的下锚方法是我能想到的提升这接受性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解除汇管，人民币的国际兑换率的自由浮动重要，因为不管那下锚的一篮子物品的所值算得怎样精确，市场还是要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