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东京审判之倪征燠（上）

他临危受命，飞赴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他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者，他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海洋法》，他是中国当选海洋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人；他是中国司法领域的传奇。

他叫倪征燠。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

倪征燠晚年

当时的中国检察团压力非常大，如果解决不了土肥原贤二这个问题，他们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1946年5月3日，令人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中方派出检察官向哲浚和法官梅汝璈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的总体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检方提起诉讼，提供证据；第二阶段，被告做集体答辩，提出他们的总反证，一实体图推翻起诉书对他们的指控，检方可以针锋相对，提出反诘与质询；第三阶段，被告个人进行单独反证，病与控方进行质询。

就在东京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候，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逐渐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困境，而原因竟然是对罪行滔天的日本战犯证据不足。八年抗战，沃血千里，中国人遭受巨大的战争创伤，竟然会在最后的审判中陷入指控的困局，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此次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组的任务，就是要把两个被告送上绞架：他们一个是甲级战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另一个也是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但在法庭上，两个人都拒不认罪，老谋深算的土肥原贤二一言不发，板垣征四郎则气势汹汹，扬言要在法庭上与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

对于中方检察团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难，难在举证上。当时出庭作证的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竟当庭被轰下证人席，原因竟然是他在举证时仅仅说日本人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被美国的辩护律师当场轰下去。当时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保留证据，预备将来审判战犯。

由于中方准备不充分，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假如在错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也许铸成永远的遗憾。中方检察官向哲浚趁法庭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审理之际回国述职，他向司法部一再呼吁，请求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一个突然得到的消息让向哲浚喜出望外。曾经在上海法院共事的搭档倪征燠从国外考察刚刚归来。

抗战胜利前夕，倪征燠受政府派遣，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地，考察英美各国的司法制度，一年之后，倪征燠满载而归，就在这时，知道他回国的向哲浚，点名请他前往东京增援。

向哲浚和倪征燠巨鼎组建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倪征燠任顾问组组长，他们约定，向哲浚先回东京，关照法庭上的事情，倪征燠带人在国内搜集证据。

倪征燠和助手希望去东北取证，但由于内战爆发，那里激战正酣，火车停运，他们只好取消了这个行程。没有出乎倪征燠的意料，因为他知道，部队里不会保留证据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法律知识，也没有人提醒，只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时间进入到1947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是审理仍在进行中，此时，在东京的向哲浚和梅汝璈急切希望倪征燠他们带来证据，支援审判。倪征燠接到外交部方面的紧急通知，东京方面电催检察官顾问组，能否立刻动身前往东京。数日后，国际检察组将休假两周，以便被告准备他们的辩护，检察方要准备他们的答辩。到现在为止，法律检察方提出的文件2300余件，法庭审判笔录达16000余页，认证物证繁多，错综复杂，急需倪征燠顾问等人前来准备。

当中国检察官顾问组成员赶到东京时，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亲自前往厚木机场迎接。所有人都清楚，倪征燠来到东京，就是要背水一战！

日本投降以前，将主要的证据销毁，在国内很难找到，加上中国代表团在东京人生地不熟，各方面处境十分困难，找证据更是难上加难。倪征燠到达东京之后，想到办法，通过中国检察官办事处跟检察官联系以后，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日本陆军省内部的机密。最终中国代表团决定直接向麦克阿瑟正式提出申请。麦克阿瑟同意以后，中国检察组派懂日语的吴学义和刘子健两位去日本内阁和日本军部省档案库调查，终于找到了证据。

除了高强度的搜集证据资料，中国检察组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为了保密，他们用代号土老二来代表土肥原贤二，用板老四代表板垣征四郎。

9月7日，被告进入最后的辩护阶段，因此无论对检察方还是被告，都是最关键的阶段，双方都是全力以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逐渐走向高潮，日本国内上上下下对于审判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人们早早就去排队，希望能在第二天开庭的时候，争取到一张旁听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并制定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但他从事阴谋活动，始终躲在幕后策划指挥，小心谨慎，知道不留证据和随时销毁证据，也就很难抓住他的什么把柄。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

1947年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隔热辩护阶段，倪征燠登场进行盘问和反驳，他没有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向法庭提了一件物证，《奉天特务机关报》。在这份文件里，还盖了土肥原贤二的私人印章。这里面讲了华南一带人听到土肥原、板垣的名字，谈虎色变。倪征燠首先引用这份文件，是有深意的，他要一开始，就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两人捆绑在一起。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华伦立刻发言，称这个证据同土肥原的案例毫无关联，是讲的一个老虎。倪征燠解释之后，大厅里人们都笑了，这一份证据是对土肥原致命的一击。倪征燠等到笑声停下来之后进一步解释道，之所以要提出这份证据，是因为证人爱泽成一开始说土肥原忠厚坦白，这是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的一种，我现在针对证人的陈述，提出被告人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规定的“反驳时提出的证据必须有针对性的要求”。华伦说不出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师席，倪征燠所提出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但是土肥原贤二在开始审判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法庭商行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在土肥原个人辩护的最后时刻，他放弃自己辩护的权利，依照远东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利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中国检察组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严重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控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十五个证人为他作证。而板垣征四郎自己则作为殿军压阵，准备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来势汹汹。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为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的口供书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征燠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大战板垣征四郎，双方都很紧张。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的严厉盘问，板垣征四郎则是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问询过程中，出现让他难看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的顶撞道：不知道。板垣在口供书中认为，皇姑屯事件的导火索，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东北军处于1对20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自卫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