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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形纹饰中最具晋国地域色彩的是贝纹和辫形索纹，这两种纹饰是晋国铜器上特有的纹样。人物图像纹春秋晚期才出现在晋地，它在制作上包括两种技法：镶嵌法、錾刻法。镶嵌法产生的是“错纹”，见于铜鉴、壶、鼎、豆一类铜器上，表现的人类生活场景比较广泛，如宴乐、攻战狩猎、采桑等，图案中各类造型仅取其轮廓影像；錾刻法产生的叫“刻纹”，多见于盘、匜、奁、杯等器物，刻纹内容单调，比较程式化。人物错文铜器集中见于晋及三晋，其铸铜陶范曾见于侯马铸铜遗址；
陶范
刻纹铜器的出土地点则分布较广，见于报道的大约20处，其中半数以上见于三晋地区，少数分布于山东、江苏、湖南、陕西等地，“其人物画像纹的内容和布局皆颇相近……这说明不同地区地域所出器未必皆本地自制，而有可能是外地传入的，或是本地仿制的”。除了图像纹人物外，晋国铜器上还有不少圆雕人物，其原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的登场破除了魑魅魍魉长期霸占中国青铜艺术的局面，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晋国典型青铜器有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凤鸟尊、尊、兔尊，闻喜上郭村出土的人守囿六轮挽车。
凤鸟尊
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鸷鸟尊虎形灶，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牛尊、铜牺牲、鸟兽龙纹壶以及子仲姜盘、子之弄鸟尊、智君子鉴等。金胜村赵卿墓出土青铜器1690件，乃现今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晋国墓葬，其青铜器无论从器型，还是纹饰都与侯马铸铜作坊所出陶范吻合。侯马铸铜作坊出土的陶范达10万余件，其中有花纹的陶范有1万多件可辨识的器型超过1000种。陶范的花纹展现许多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青铜器纹饰，人们对于晋系青铜器纹饰的研究都必须从陶范入手。晋系青铜器是山西区域文明的杰出代表，它的发展演变，集中反映了晋国的兴衰历程。
陶范
晋系青铜器肇始于西周早期，随着叔虞被分封到晋国，西周的青铜器特征开始出现，但是商式青铜器特征还没有消失，从而体现出二者交流的特点。“鼎、豆、盘、匜和鼎、敦、壶、盘、匜的组合完成了青铜器组合中较为完美的组合形式”，成为当时中原青铜器的代表。到战国中后期，大量中小型墓葬出现仿铜陶礼器陪葬的现象，这种普遍僭越礼制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造成青铜器礼器地位的下降。同时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后，积极推行新的文化政策，某些青铜器失去了礼器的意义，成为量器。
青铜盘匜
大多数的青铜器形制固定化，纹饰趋向单一，素面和线刻的器物越来越多，青铜文化走向末路。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期伴随秦国与三晋的战争，大量三晋青铜器流入秦地，促使秦国的青铜器器物组合和形制发生巨变。玉石雕刻晋国的玉器始终保持动物造型玉雕和动物纹饰两大类灵石旌介商墓出土了许多动物造型玉雕，如鱼、羊、牛、象、猪马、蚕、鹿、燕、蝉、鸟等；曲沃北赵晋侯墓地也出土了动物造型玉雕近50。不过这个时期的动物造型玉雕开始出现写实动物和神化动物两个种类。其中写实动物有鱼、羊、牛、虎、马、蚕、鹿、蝉、鸟、熊、猴、鸮、螳螂、龟；神化动物则是龙。
龙纹玉雕
此外还有二者的结合造型和人龙合体造型。纹饰方面，主要是神化动物龙、凤，龙凤合体人、龙双首怪龙纹以及见于标本M63:60玉戈的怪兽纹。其中龙纹包括团身龙纹、双龙纹、交尾龙纹、双首龙纹；凤纹包括团身凤纹和双凤纹。一些玉佩上还有浮雕式蟠虺纹。这个时期的玉器雕刻方面采用了圆雕、透雕、浮雕、刻等手法，尤其是阴刻技法将商代双阴刻技法改变为一条阴刻线与一条呈单面坡线条相结合的手法，这是西周玉器制造的典型特征。在线条运用上，更加流畅，富有韵律感。
双龙蟠虺纹白玉佩
这些玉器造型，实现了具象和抽象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超凡的工艺。春秋战国时期，玉的礼器功能退化，实用功能增强，表现在纹饰上是以比较简捷的勾云纹最为流行。西高祭祀遗址出土的玉龙造型多样，纹饰精美，制作工艺高超。龙体基本形态呈S形，或低头，或昂首，或回转，或爬行，或飞腾，或悠游，千姿百态，尽现时代特色。出土的玉合页形器，将两条透雕龙套在两个环形枢纽内，可上下翻弄，两个环形枢纽的雕琢也妙不可言反映出晋国玉器制造的巧妙的构思和高超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