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978年11月24日的夜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社员严立华摇摇欲坠的茅屋中，昏黄的破油灯下，挤满了18个衣衫褴褛、逃过荒要过饭的农民，郑重地按下生死契约的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8名户主还发誓，“不向任何人说出去，亲戚朋友也不例外，谁泄密谁就不是他娘养的”。
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还有赌咒发誓⋯⋯
18户农民率先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这些普普通通、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本能而勇敢地尝试着新的生产模式，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开始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安徽、四川、贵州、河南、山东等地各种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继而发展到全国。农业丰收捷报频传，安徽更是在大旱中创造奇迹，粮食获得巨大丰收。
到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出巨大活力，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向城市经济体制挺进，进一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格局。
小岗村的“大包干”无疑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是“中国改革第一村”。
石破天惊
小岗村“包产到户”在风险和争议中“试水”
推行大包干，“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这一如今看来习以为常的制度，在当时不仅事关经营方式的变革，更关涉“是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性抵触”的敏感问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堪称石破天惊。
在小岗村包产到户之前，全国各地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责任制，可面对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这种“尝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20世纪60年代推行“责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其他一些负责人被撤职、批判。安徽一省支持和参加过责任田的干部和农民数十万人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户。
这些风险并没有打断小岗人的改革尝试，他们以最原始的赌咒发誓的方式，表达着坚定的信念。
小岗村的突破，还要面对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分为立场鲜明的两方，一方认为集体生产不可动摇，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能放任自流。
另一方则对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持坚决肯定的态度。如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压力，坚持“大包干”。省委书记万里对陈庭元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四川、广东、贵州、内蒙古、天津的领导人都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
争论的双方围绕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以大包干为讨论内容，在《人民日报》上展开激烈争论。
1979年春，就在双方争论不下之时，全国各地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解决了人人饿肚子的问题，打破了“一大二公”的大锅饭制度。小岗村的“大包干”是走得最远、最彻底的一种做法，这也是大包干以其为起点的原因。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当年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此后更是连年发布一号文件，顺应民意，从制度上逐步肯定大包干，推进农村改革的逐步落实。
潮涌华夏
大包干激活农村经济“一池春水”
以“包干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发生的最为深刻、最为重要的历史性变革。其经营方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全队粮食总产量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3.52万斤，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当年，全队共售公粮3万斤，是国家规定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达400多元，是上年的7倍。仅一年的时间，小岗村就从年年吃国家供应粮、救济粮还要讨饭的讨饭村变为冒尖村。
随着一些改革实践比较深入地区对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的坚持，农业农村的活力不断迸发。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
在大包干推广后的几年内，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全面调动，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一举解决了困扰国人多年的吃饭问题。从1978到1985的短短7年时间内，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蔡昉等学者将其称为“人类消除贫困史上的一项奇迹”。
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大调整，在给农业带来大增产的同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农忙时节争牛问题、缺水时刻争水问题等等。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如安徽相继出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管理办法（草案）》《关于包产到户的管理办法》等等，从土地划分、牲畜养用、水源管理等等方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定。
创新突破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春雷”阵阵
大包干带来的不仅是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更核心的是带来了农村改革多方面创新和突破。这些创新和突破不断深化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动着农村经济的稳健发展。
其一，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现所有制理论上的创新。所有制是生产关系诸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大包干”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使用权归农户，农民能够自主地使用土地而不受集体支配，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热情，大大推动产量的增加。
其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行经营体制的创新。“大包干”是在坚持宏观统一经营管理的同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即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方式，使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营，自负盈亏，对农产品的售买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一方面增强了农民自主意识，另一方面解除了公社体制下集体分配对农民的束缚。而宏观统一的经营管理方式，则能有效地处理实践中的争水、争牛等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三，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呈现管理方式上的创新。集体经济下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计划，大包干的实行打破了这种管理方式，农民获得了种植和售卖的自主权，只要完成了国家和集体任务，大量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出现在市场上，市场逐步取代国家指令性计划。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的主导性调节作用正在日益加强，仅凤阳一个县就先后形成了各类专业市场60多个。
其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共存的方式体现出分配制度的创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以工分作为衡量劳动数量、质量的唯一尺度，劳动同产品没有直接的联系，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包干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分配方式的变革，这种分配形式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将生产投入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使承包者——农户的权、责、利有机结合，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
大包干源于小岗村，小岗村以无畏的创新推动大包干，带来大发展、大改革。其成功源于群众、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有效互动，中央的政策稳了农民的心，地方政府的支持壮了农民的胆。没有中央与地方的“保驾护航”，小岗的大包干的创新举动将是昙花一现。正是由于三者间的和谐互动，改革的种子才在中国大地上处处发芽、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