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看来，外商到来只是进贡，并领取赏赐。而在外商看来，这是中国特有的贸易方式，虽然古怪，却可以让自己获利丰厚。
明永乐帝朱棣接见外国使节
在对外贸易上，明代绝对算得上一个笨到家的朝代。
开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和尚，对于经济、金融、商业均一窍不通，在他手上建立的对外贸易制度却固化在整个王朝的血液之中，因而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从唐代以来，对外贸易就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成分。特别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来发财，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关税和专卖制度，将政府的收益最大化。
然而到了明代，虽然朝廷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却由于无知，政府不仅无法通过对外贸易赚钱，还做一单赔一单，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最后只好选择闭关锁国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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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商船靠岸就是黄金万两
在宋代，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对海外船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在沿海各省，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到来，地方官员立刻蠢蠢欲动，他们向上级申请开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船员参加政府组织的聚餐，表示欢迎。地方官员与海外商人也称兄道弟，一派祥和的景象。
为了欢迎海外商人，政府甚至出台了法规，保护那些出事的外国船只。当有船遭遇飓风飘到了海滩，如果船主不在时，地方政府负责保护船只的财货。如果船主死了他的亲人来认领，也要帮助他们完成交接。
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皇帝甚至亲自下发空白诏书，让他的使者们带着诏书到南海诸国，根据情况填写，招揽生意到中国来。
当然，在一片重商的氛围下，政府有着不小的财政利益。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在宋代，海外关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一，一艘船停靠海岸，经过官府登记后，将十分之一的货物缴纳给政府，剩下的再展开贸易。
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宋代还实行官卖制度，许多海外商品不允许民间买卖，只能由政府收购，比如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物品，都是专卖品。即便必须专卖，但由于价格较为合理，形成了政府与外商双赢的局面。在专卖之外的其余物品，如果政府不打算收购，则由外商和中国商人进行自由交易。
这种贸易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却由于中央政府的鼓励和各级官员的支持配合，运转良好。
到了宋代后期，随着政府敛财倾向的加强，另一种趋势已经显露。那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将外贸向广州、泉州等几个重要港口集中，并禁止其他地区接待外国商船。为了避免本国商人的走私行为，限制本国船只前往海外。
这种倾向的出现，为中国海外贸易投下了一丝阴影。
但在宋元二代，由于皇帝仍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虽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但在精神上却仍然是鼓励贸易的。当地方官员们深刻地领会了中央的精神之后，并没有对外贸设置过多关卡，造成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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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冒充使节，外贸变成进贡
到了明代，事情却发生了逆转。这个笨拙的朝代继承了宋元时期的制度基础，却没有继承宋元时期的贸易精神。
由于明太祖强调农业，轻视商业，明代各个边境的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他们认为，海外诸国与中国的贸易不是互利行为，而是皇帝的一种恩赐。
在这种思想之下，明代并未发展出一套良好的对外贸易规则，也没有想过从外贸中获利。在宋代，每艘船只的到来都意味着一笔丰厚的财政收入，但明代既不对海外船只征税，也不准海外船只自由贸易。
明朝皇帝认为，外国人远渡重洋到中国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国的德化，前来朝贡的。他们把所有海外的商团都当做外交使团，而不是做生意的商人。
假如一个老外想来中国做生意，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外交使者，才会被获准将货物输入中国。输入中国后，还不能自由买卖，只能统一交给政府，算作贡品押往北京。而皇帝则会赏赐给这个“使者”大量的钱财，这些钱财不仅足以充抵货物的价值，还比通过自由市场买卖赚得更多。
在皇帝看来，外商到来只是进贡，并领取赏赐。而在外商看来，这是中国特有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虽然古怪，却可以获利更丰厚。
至于私下的对外贸易，则是完全禁止的。这就使得官方垄断了对外贸易，成为现代贸易垄断的一个先例。
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帆船抵福州港前来朝贡贸易情景图
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在西北地区面向中亚内陆，一套类似的规则也建立了起来。从西域来的商人带着货物到达边境后，必须在嘉峪关外等待。当一位外国政府的使节经过时，商人们会要求加入使节的队伍，冒充使节的随从，然后才能入关。
由于有名额限制，跟随使节的商人又被分成两个层次。那些较大的商人被允许和使节一起到北京，将货物献给皇帝，皇帝会回礼给他数倍的赏赐；而小一些的商人则被允许在边贸市场上，或者更靠近内地一点的城市里把商品卖掉，他们赚得少一些，但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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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有利可图，日本人最会钻空子
明朝这种对外贸易方式的建立，让外贸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不再赚钱，还成了一种巨大的财政负担。
由于赏赐价值总是超过货物本身，“买卖”做得越多，中央政府赔钱就赔得越多。不仅仅是商品价值问题，当商人跟随使节进入内地后，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是各地的官府负责，照顾这些使节（商人）团也需要耗费大量的地方经费。
在这种制度下，海外不管是国王还是商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朝贡。并不是他们对大明帝国有多么尊重，实在是因为买卖很划算。
许多国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来牟利。最会利用朝贡漏洞的是日本人。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能够拿出来朝贡的东西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朝王公贵族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对日本人的贡品不感兴趣。
但日本又是一个特别需要海外贸易并且很擅长贸易的国家，明代限制港口、限制贸易次数，根本满足不了日本商人的需要。在制度漏洞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的贡团络绎不绝，并且大量地夹带走私物品，一份贡品之外，会有十倍的走私品藏在船中。而贡品的价格也屡屡被虚报，希望获得高额的赏赐。
当明朝政府发现了日本人玩的猫腻之后，就想办法应对。它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有时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同时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对于其他的国家，明政府往往规定两到三年一贡，对日本的单独规定在日本人看来显然是一种严厉的惩罚。
由于进贡需求得不到满足，日本人随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了倭寇之乱频发的时期。
倭寇问题进一步刺激了中央政府，皇帝下达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并正式断绝了除进贡之外的其他所有贸易形式。
《倭寇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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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足赏赐就开打，皇帝成阶下囚
在西北方向，明代的这套进贡把戏也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公元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皇帝被俘的土木堡之变就与对外贸易有关。
这一年，皇帝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御驾亲征，与属于蒙古人远支的瓦剌人（现在叫做卫拉特人）作战。20万明军在太原附近与瓦剌人接触后溃败，向北京撤退。
在北京西面和北面，自古以来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条是经紫荆关到达河北易县，另一条经居庸关到达北京昌平。
在选择从哪条路撤回北京时，王振犹豫不决，丧失了最后逃脱的机会。当皇帝的大军撤退到土木堡时，被瓦剌人团团围住。此时，距离居庸关还有百里之遥。
土木堡处于高地之上，水资源缺乏，皇帝的大军饥渴难忍，掘地两丈都找不到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佯装撤退，皇帝立刻中计。在明军准备向南撤离时，也先杀了回马枪，将明军彻底击溃，20万大军瞬间消失。大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等大臣都死于乱军之中。
皇帝在太监喜宁的陪同下，向也先投降。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
人们在感慨土木堡之变让汉人政权蒙羞时，却想不到这场冲突也是明代奇葩的外贸政策引起的。
瓦剌人喜欢中原地区的奢侈品，对绫罗绸缎、茶叶等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他们能提供给中原的，不过是些皮毛制品和牲口。如果双方有正常的自由贸易，那么瓦剌人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但他们却善于利用明代的朝贡漏洞。如同一阵风一样，瓦剌的王公贵族们争先恐后地向明朝纳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类似于勒索的形式。
瓦剌人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早先的朝贡团只有几十人，后来则达到几百人，最后则有数千人之多。以前朝贡一年一次，后来则一年两次，每次来人，一路上各个地方衙门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马匹车辆、楼堂馆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
朝廷在赏赐上的花费也越来越高。皇帝受不了了，就变相地允许瓦剌人在边境做一部分贸易，不用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往北京。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的瓦剌人涌入。
在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又派了一个号称3000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贡团的规模只有瓦剌人宣称的五分之一，于是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
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庞大的骑兵袭扰明帝国边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对外贸易这个让之前所有朝代受益匪浅的领域，到了明朝皇帝手中却如同噩梦，无所适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经济、金融上的无知有关。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农业社会，农民种田，政府收取农业税，以此维系朱氏江山。至于别的经济领域，他既不感兴趣，也无能为力。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纵观明朝的外贸史，是一段不断加强控制，却越来越扭曲的外贸史。最初政府既想控制对外贸易，又想“怀柔远人”，结果将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弄成一种古怪的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畸形化，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不仅无助于政府财政增收，反而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变得越来越滑稽。
由于你朝贡、我赏赐是显而易见的亏本买卖，明朝对于商业和贸易的态度愈加敌视，并最终把中国送入了闭关锁国的轨道。当这样的保守思维固化到人的脑子里时，整个社会对海外世界都充满了偏见和敌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扭转。
而随着国力日渐强盛，不少人又开始盼望重现“万国来朝”的上国气象。譬如前些年屠洪刚唱了首歌叫《精忠报国》，结尾一句是“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真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