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清末民国时期，先后有近10万名青年学子留学海外。跟现在大多留学生留在国外发展不同的是，那时的留学生大多数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工作环境，纷纷成为海归，回国发展。据1937年的清华留美同学录，在所载1152人中，学成回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还是一片凋敝，远不如今天的中国这么繁荣昌盛，为何会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
一、报效祖国，救国救民
清末民国是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国家遭遇列强入侵，社会矛盾激化，所以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出国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列强国家都是他们寻找真理和救国之路的对象。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大部分五四等进步青年留学是为了报效祖国，救国救民，留学后去向自然大部分都是回国，或是在海外从事救国运动。许多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有卓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鲁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寻求学医救国，归国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二、留而优则仕
在科举考试时期，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士子的发展模式。晚清废科举后，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仍被不少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留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新的出路，1905年，清政府一面下诏废科举，一面下诏举办回国留学生考试。考试合格者分别被授以进士举人等旧式出身。自1905至1911年，由考试入仕的留学毕业生总计在1400人以上。清政府的目的在于借此笼络人心，分化瓦解留学界的反清革命力量，清政府这一招确是吸引了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效力。
民国时期，国体政制除旧布新，代表中国社会新思想、新潮流的留学生们迎来了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黄金时代。当顾维钧正在美国埋头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即电邀他归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像这样的机遇一下子降临到一个个青年学子头上，恐不动心者少有。 据1916年留美归国学生职业统计，在340人中，从政者110人。这110人中，90%以上在中央一级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工作。只有8人“屈居”在省级行政部门。
三、国内待遇丰厚
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主人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却也是那时留学界情况的真实写照。以胡适为例，当1917年北京大学聘书寄到美国时，他的博士学位尚未拿到。须知当年的北大，是全国鸿儒硕彦群集的“太学”。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准博士”面临这样的机会，自然十分难得。
1922年中国实行新学制后，各类公私立专门学校竞相升格为大学，一时间大学数量骤增，大学师资奇缺。各大学不惜以较高职位和薪金争相延聘师资。教员待遇也是相当丰厚，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以当时教授的收入水平，一年的工资，在北京买套四合院住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综上所说，当时国内给予归国留学生的待遇，远超出于国外。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只能做一名二等公民，而回国后却可以一下跻身于“高等华人”之列。两相对比，孰优孰劣，是留是归，这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恐怕用不着迟疑，也无需彷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