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明心智，论隋唐中央政制与厘革
隋承魏晋南北朝之混乱局面，尤其在中央政治制度方面，贡献殊大，可以说是处于厘整时期，其具体变化可以分为下列几点说明。
三省制之厘整与演变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发展，但职司之分合，省与省及省与诸寺间之纠葛颇多。例如南朝政多出于中书，北朝则政多出于门下，其间亦颇有畸轻畸重之不同。至隋一天下，厘革为中书（内史）出令，门下（纳言）审议，尚书执行。其时之政事堂则属门下而成为政治重心，似仍沿北朝政出门下之风气而来。但大体上，三省已成为中枢鼎立政局之机构。但此局面至（唐高宗）永淳以后，逐渐变化。
唐高宗
一、中书依君主左右而掌诏令、文书之出纳，其地位亲信，故随君权之增大，中书省事任遂重。门下的审议职权，本有中古贵族控制君权之作用，到此时君权既逐渐增大，而贵族之势力又逐渐式微，事实上其职权变为空虚。政治重心既移于中书，故在永淳二年，中书令斐炎遂以政事堂移于中书省。于是门下省之实职遂为中书所侵并，而门下省之存在，仅具形式而已。
中书省官印
二、尚书都省自唐废尚书令以后，左右仆射成为真宰相，唐高祖武德至武后长安四年以前，得议政事。但自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各种敕加之名号所组织之新君主幕僚制度发达后，由于习惯累积之结果，左右仆射照例亦须带同中书门下之名，其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政事等名者，遂不得入政事堂议政而失其宰相地位。如豆卢钦望自开府仪同三司拜左仆射，因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不敢参议政事，即为一例。其后虽诏加军国重事，但一般普通军国政务，则仍不得参与谋议。至睿宗景云中，韦安石除左仆射东都留守，不带同三品。以后仅除仆射者，非真宰相，遂为故事。至此尚书都省完全成为奉承之公文收发总机关而已。而三省鼎峙之中枢机构，其实质之转移，乃三省制度之一变，亦即政事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而集于中书一省。其转变之时代，乃初唐开始转入中唐之时期。
唐朝百官
中央政务机构之厘定
尚书六部组织在南北朝时，尚书诸曹与诸寺间之职权，时多分合缭绕；门下省的职权与诸卿诸寺之间亦有同样现象。至隋代加以根本之厘整。如分行政务之尚书诸部，前代官名曹数之变易增减，颇无定准，至隋文置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尚书，旋又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每部分领四司。唐因之，分行次第渐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所管四司，均以本行名僻为头司，余为子司。其官司之制置，经隋炀之整理，各部均置尚书一人，而以侍郎副尚书，各司置郎中员外郎与主事等员以分其职。唐因之而略有增省，故诸司与诸监之整理，亦自隋而立其规模。我国教育行政之独立发展，可说自此始。门下省本为侍御职掌发展而来，至隋尚领殿中局监掌诸供奉。炀帝即位，始分门下、太仆二司，取殿内监名以为殿内省，而门下省始纯粹为审议之机关。其余诸寺诸监，在前代每与尚书诸曹以及门下省职缭绕不清者，亦于隋文时开始整理，大加厘革于隋炀，因袭损益于初唐。其官司之制置，自少卿以下诸员职，亦自此比较成为确定组织。故就中央分行政务之机构而论，尚书六部组织确定于隋，此下沿袭至明清，本质上没有变化。而诸寺诸监后代相沿虽有改并废置，但与尚书诸曹不复有缭绕不清之现象，实始自隋代。
隋文帝
新君主幕僚制度之产生
宰相制度发生变化，此种情形滥觞于隋而盛于唐，中唐以至五代更为普遍。隋时内史、纳言为真宰相，但同时亦以他官参与，如柳述为兵部尚书参掌军机事，杨素为左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裴矩、裴蕴均以黄门侍郎知政事。至唐代，此情形更为普遍，君主可以用参掌机务、参知机务、参掌机密、参议朝政、知政事、参知政事、兼知政事、知门下省事、同掌机密、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同知军国事、平章军事等各种名义敕加臣僚，使其得以参与最高级的谋议，而形成君主最高级的幕僚制度。此制之初起及其发展初期，并无固定形态，各种名称均临时随敕而来，员数亦无定制；但稍久惯积之后，便逐渐向制度化之途径演进。于是逐渐有一部分名称比较常用与渐趋固定，如平章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政事、参知政事等，渐次较其他官名习用为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更取得品位，进而至于升品。且员额方面，也随而有固定员数。自中唐以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逐渐成为四员之常额。又自宫殿馆院诸内职发达之后，首相带太清宫使；次之相带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之制度，亦渐次成立。而前此在法定方面，具有真宰相地位之三省长官，实权方面渐见卑落，甚而仅居幕僚奉承地位者。可见三省制在唐代并不是在政治上发挥长久影响力之一种制度。
唐朝宰相魏征
中唐后诸院馆之发展
中唐以后，诸院诸馆之发展，亦影响到上述之中央政治制度。考诸院诸馆之制置，最初或本为宦官于禁中典掌枢密（枢密院），或为宣达特殊懿旨与主掌禁中财物（宣徽院），或为君主游憩与文学待诏供奉之所（翰林院），或为君主之书斋与侍读之地（弘文馆），但由于依附君主权力与亲近关系，而逐渐取得政治上之重要地位。
唐朝
自中唐以下，诸院诸馆之职权与组织逐渐扩大，在中枢政制中占显著地位。如枢密院起于内官居中典掌军机文书，元和中，内官典枢密刘光琦与内官梁守谦等，即已招权揽事，宰相颇加容忍，其后又逐渐加以朝服仪式。此情形发展至五代时期，则组织愈大而任事愈重，且多以读书人为之。五代晋天福中，虽曾一度废枢密院以其事委中书，但至开运元年依旧复置。其组织方面有使、副使、判官、学士与其他员吏，与中书对掌大政；而其亲密与重要则过于中书。如翰林院初本为阴阳、相士、射覆、棋格五等各色技艺之待诏所，也可以说是皇帝之娱乐场，而文学之士不过其中一种而已。
五代浮雕
总结
但发展之结果，渐成为文学人士之贮备所，白麻草制皆出其中，君主政令亦质其谋议，而中书舍人专掌诏诰之职掌遂为其所移。五代晋天福五年虽罢翰林学士院，以其公事归还中书，但至开运元年复置，且更进而逐步发展，翰林学士之朝服班序、禀给、入直、起居等各种制度仪式亦相继成立。自后翰林院之制置，历代相沿相革，在中枢政治中占极重要地位。又如宣徽院，其始不过内官居禁中掌财物或经理宣达君主之特殊恩赐与懿命者。中唐以下，如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已颇能影响禁中，甚而参与皇储废立之事。至五代时，宣徽院使之品位仅次于枢密使，仪制上渐具栏笏，组织上则供奉宫殿值人数已多。下至宋元，此制又成为中枢之重要机构。其余诸殿诸馆学士之设立，亦多兴起或特别见重于唐五代时期。此种新制度之产生，一方面分解并代替了旧有之中枢制度，另方面却又具备着宋元诸代政制之胚胎。故就隋唐中央政制而论，隋代与唐初是对前代政制相继厘整时期，中唐以降至五代则又为新制产生与急速演变发展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