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力主黄河改道利津（001）
□ 薄文军
清朝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今属河南兰考）决口，主流东行，穿大运河，至山东寿张县张秋镇（今属山东阳谷），夺大清河道，流向东北，经由利津县铁门关以北的牡蛎嘴入海。
这是黄河在揖别利津大地950多年之后，再次由这里正式叩问渤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不速之客竟然由此跟这方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在爱恨情仇中走过了160多年的历程。透过历史的重重雾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也是人力争斗的妥协。而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量级人物，如李鸿章、夏同善、游百川、崇恩、丁宝桢、李秉衡的观点和态度，无疑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东巡抚崇恩：”障黄保运”为全局关键
早在王莾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境内决口，经平原、济南，由千乘（今利津县境）入海，始称”千乘海口”。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河成功，黄河经惠民、滨州等地，至今利津县境入海。随后800多年时间里，以利津为入海口的”西汉流路”相对稳固。直至唐朝景福二年（893），黄河由棣州（今山东惠民、滨州境）改道北流，至今山东无棣境入海。此后1000多年时间里，黄河在中下游频繁改道，时而南流徐淮，时而北注津冀。利津全境始终在这个摆动范围之内，却很少再有黄河的足迹。
此次黄河重返利津，并没有受到沿途百姓的热情迎迓，因为在大家意识里，黄河更是令人敬而远之的”洪水猛兽”。受经济社会条件影响，当时的人们还无暇更多考虑黄河的人文价值，面对难以抗拒的滔滔巨流，鲁北各县民众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它能在短暂停留之后，起驾南迁，再走徐淮。而当时的山东地方官员，也基本都是这样的思路。时任山东巡抚崇恩上奏朝廷说：”查兰阳漫口，虽分注三省，而东省受害独重，水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经历五府二十余县，漫口一日不堵，则民田庐舍一日不能复涸。”
当然，作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崇恩关注的重点还不仅仅在于民生。他认为从漕运的角度分析主张，更能切中要害，打动朝廷。于是在陈述了黄河与山东的渊源之后，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抢眼的话题。”东平南北久为运道咽喉，故治河诸策必以障黄保运为全局关键，前河臣靳辅《治河书》云：河决之害北岸为大，一有溃决，则延津、长垣、东明、曹州三处胥溺。近则注张秋由大清河归海，远则直趋东昌、德州以赴天津，而济宁上下无运道矣。”应该说，崇恩的”障黄保运”主张已经按住了朝廷的命门。作为京津粮食、物资保障大动脉的大运河受到危害，朝廷绝不能坐视不救。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搅动大半个中国，西方列强为谋求在华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寻衅不断。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乃至整个清廷根本无暇顾及黄河的问题。加之大清河河道行水条件相对优越，黄河”夺清入海”的长期危害一时还不甚明朗，一些官员对该流路抱有很大希望，以致引黄归故之议始终悬而未决。直至后来，咸丰皇帝”巡狩”热河再无归期，西太后母子初秉朝政根基未稳，对于黄河这匹脱缰野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直到16年后，一个小人物的一个提议，才让黄河流路问题真正成为了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长期争论的焦点。
（原载2010年6月11日《东营日报》第六版”人物·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