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胡适先生从美国经日本回到中国的上海。由于国内正值北伐战争，胡适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暂时留在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
第二年春天，位于上海的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这两位“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在这种情形之下，关心中国公学的几位大佬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胡适早年毕业于这所中国公学，这所学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胡适对这所学校的感情也是格外深切。在这种情境之下，胡适不得不同意了。
胡适上任之后，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现在有很多教育专家一旦大权在握，总喜欢搞出一些名堂来，以显示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才能，而胡适与这些人不同，他提出并采用了“无为而治”的教育观。他认为学校既然有了各种规章制度，校长就应该在这些规章制度的“领导”下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就可以了。
胡适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埋头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沟通文理学科”。
为了真正地沟通文理学科，胡适亲自兼任文理学院的院长，让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
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
当年文理学院有一位学霸女生，她在数理专业方面的成绩让很多男生也无法相比，可她却对文史知识非常有兴趣，在文科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一次，她在胡适亲自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满分。这位女生学霸在日后的成就影响了世界物理学的发展，她的名气与居里夫人并列，她就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教授在后来的一次聚会上谈到当年的文史知识学习时，兴趣盎然地谈到那次的满分作文，她认为文理沟通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地说，过早接受专业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而作为校长的胡适每次谈到吴健雄的满分作文时总是津津乐道。
就在担任校长的这一年，胡适还写了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
胡适的这个治学的观点与他提出的“文理沟通”观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