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创造了一段璀璨而华美的人生。
廖仲恺
新道路，新生活
1877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廖仲恺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华侨家里。
廖仲恺虽生在美国，却从小就被教以待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处世以“洒扫进退、揖让谦辞”之方。4岁时，就跟哥哥一块认方块字，读三字经、千字文。
一场突变改变了廖仲恺的人生轨迹。1893年，廖仲恺16岁时，他父亲突然病故了。失去了顶梁柱，廖家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年轻的廖仲恺决定将父亲的灵柩护送回国，叶落归根，也让母亲在自己的国土上过几年舒心日子。
回到故乡的廖仲恺先在叔父的资助下进入私塾学习，但他很快发现，在“四书五经”中根本找不到扭转这个腐朽世界的良方。巧的是，此时恰逢康有为在离廖仲恺家乡很近的广州开堂讲学，康提出“令天下之士皆通西学”的主张引起了廖仲恺的共鸣，他决定到香港去专攻“西学”。
19岁时，廖仲恺入读皇仁书院。这所学校在香港颇有名气，许多中产阶级子弟都在这里读书，孙中山就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过。在这里，廖仲恺系统研修了“西学”，并很快熟练掌握了英语。其间，他还找到了一生的最爱——何香凝。1897年，二人经媒妁之言，步入婚姻殿堂。中国近代一桩著名的美满姻缘，并不是自由恋爱结出的喜果，但二人的“天足缘”又似乎佐证着“冥冥中自有天定”的说辞。
皇仁书院的学习结束后，叔父希望廖仲恺进入官场，但廖仲恺却再也无法在充满朽烂死气的空气中活下去，他要追寻新生活。去日本，廖仲恺找到了又一个能让自己感受激情的地方。不过，叔父却再也不肯支付他留日的费用了，最后还是何香凝变卖了陪嫁，凑了3000多元，才使他如愿以偿。1902年秋天，廖仲恺乘船经香港来到东京。生活随之掀开新的一页。
学了一年日语后，廖仲恺先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预科，后又入中央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在东京，廖仲恺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留学生集会上，孙中山即席发表的讲演听得廖仲恺热血沸腾。几天后，廖仲恺还专程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了孙中山，在这间狭小而简陋的屋子里，二人畅谈着理想与未来。
两年后，廖仲恺加入同盟会，并担任了同盟会总部外务干事。不过，在同盟会组织的数次起义中，却看不到廖仲恺的身影。这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恰逢他接受孙中山指派到天津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分身乏术；另外，他和许多同盟会员一样，试图先设法进入清廷衙门，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工作。就在从中央大学毕业那年的秋天，他到北京参加了清廷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取得法政科举人的身份，被派往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译员。在东北一年多，廖仲恺积极协助吉林边务督办、革命党人吴禄贞与日本交涉所谓“间岛问题”，迫使日本当局派代表来北京签订了《间岛协约》。后来，吴禄贞的反清活动被陈昭常觉察，处境很是危险，又是在廖仲恺的斡旋下才保得平安。
就在廖仲恺在北中国穿着“合法”外衣从事革命活动时，南中国的一声惊雷把历史带到一个新起点。听到武昌首义的消息，廖仲恺匆忙南下广东，欣喜若狂的他立即投身到埋葬旧世界的战火里去。不过，和先前艰难的斗争相比，接踵而来的胜利与失败，无论是进展的速度，还是轻易的程度，都出人意料，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改组国民党的头号功臣
1923年1月29日，一艘名叫“亚洲皇后号”的轮船驶离了上海，船上搭载着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和廖仲恺。3天后，轮船抵达日本横滨。当天，廖、越等人就赶往东京，一同住进筑地静养轩。几天后，他们又一道前往伊豆山海岸的温泉风景区热海，共同下榻热海饭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行，这几位游客也并不像外人看来的那样轻松惬意，他们肩负着中苏合作谈判的任务。
廖越会谈是秘密进行的，廖仲恺常以探病的名义到越飞房间里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这样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17日，廖仲恺才返回东京，4天后乘船回国。会谈的成果很快接踵而来，5月初，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表示愿给中国必要帮助。8月初，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代表团”赴苏联学习革命经验。10月2日，国民党主办的《广州民国日报》赞颂中俄两国才是“最诚信的友邦”，3天后，苏联选派的鲍罗廷将军抵达广州共商“中国革命未完成之救济方法”。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日渐加深。
这年10月，廖仲恺出任改组委员、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9委员之一，担负改组国民党的重任。但破旧立新，谈何容易；加之，时任执委中多数人对改组都不愿负实际责任，千钧重担就只能由廖仲恺独自承担了。在狂风暴雨般诬蔑、诽谤源源不断袭来时，坚强的廖仲恺也难以承受，他甚至一度想离开广州到香港过几天舒心日子，后来在孙中山的劝阻下，才打消了念头。
决定留下来的廖仲恺愈发无所畏惧，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自成立之日起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共召开会议28次，议决案400余件，还起草了“宣言”、“党纲”、“章程”等多个草案。在国民党“一大”开幕式上，廖仲恺第一个发言；会议期间，他先后7次发言，在关键问题上发表意见。廖仲恺的辛劳与努力，就连当初不赞成改组与国共合作的汪精卫与蒋介石也交口称赞。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花了很大气力去领导工农运动。在他主持或参与下，制定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法，颁布了工会组织条例。这些法令和条例，是中国第一个保护农民协会、提倡农民自卫的政府法规，也是中国第一个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以及言论、出版和罢工自由的政府法令。他支持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兼任了第一、二届的教员。廖仲恺还能倾心结交工农，凡有农民来访，无不亲自接见。他到香山县参加农民代表大会，乘船登陆后，弃肩舆步行至县党部，在当时传为美谈。
省港大罢工的成功，与廖仲恺的支持关系密切。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计问题，他下令关闭广州的烟馆与赌馆作罢工工人的宿舍之用，并拨出专款作为罢工工人的生活费，解决了回到广州的近十万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当时他领导的国民党财政部经费虽十分困难，仍每月拿出一万元充作罢工活动经费，并于7月份在广州征集捐租半月（后改为一月）、在各县征收殷实绅富捐、拍卖所有没收英国人的货物用于支持罢工。
就在廖仲恺风风火火前行的时候，一场有预谋的杀戮正在等着他。
谜案
192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辞世5个月后，廖仲恺被枪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当时，他身中四枪，未到医院，就已气绝。
当廖仲恺中枪时，他的卫士当场将凶手之一陈顺击伤。在医院，昏迷的陈顺不时呼叫“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诨号。案发现场还拾获了陈顺使用的大号曲尺手枪，并从他身上搜出襟章、枪照等物。根据这些线索，广州市公安局于案发当日扣留了发给陈顺枪照的梅光培，并拘捕了为陈顺填发枪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参谋郭敏卿及与陈顺过往密切的梁博等人，这些人多是朱卓文旧部。
朱卓文被认为是“廖案”最直接的涉案者。他在香山县长任上被廖仲恺免职，与廖有怨；又曾多次扬言“非杀廖仲恺不可”，即便在“廖案”发生一年后，朱卓文仍斥骂廖仲恺。看来，对廖仲恺，朱卓文的确素怀怨恨，他也承认有“杀廖”预谋，但辩白说因计划泄露而作罢，却未能举出反证。因此，朱卓文的嫌疑实难洗清，国民政府也未放弃对他的追捕。此人躲过了多年追捕，后来竟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1935年被陈济棠捉住就地枪决，不过罪名并非“廖案”，而是阴谋推翻陈济棠。
“廖案”后的第三天，粤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举报胡毅生（胡汉民的堂弟）、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等人有涉案嫌疑。周恩来率黄埔军校学生逮捕了林直勉，胡毅生、魏邦平脱逃。林直勉被捕后，承认要“推倒”廖仲恺，“但谋杀廖仲恺是不知情的”，即承认有反廖言论，不承认有参与杀廖行为。1927年春，林直勉获释。
随着胡毅生浮出水面，胡汉民也被牵进案中，更被怀疑为主使者，只得远遁苏联避祸。案发之初，胡毅生受“重视”的程度并不在朱卓文之下，但很快他就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这与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不无关系。为了对付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蒋介石需要争取胡汉民，因此，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仅没有改变，胡毅生后来也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顾问。不过，胡氏兄弟并没有从“廖案”中清白脱身，陈公博就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看来，胡氏兄弟与“廖案”扑朔迷离的关系还真难说清楚。
一年后，经“廖案”特别法庭审理，梁博处以死刑，后郭敏卿也被处死，梅光培被释放，其他凶手大多不知所终，震惊中外的廖仲恺被刺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但幕后的主谋元凶是谁？至今仍是历史悬案。（来源|《读者报》 作者|齐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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