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十四年，经鲁国各级领导的多次磋商讨论，各级领导一致同意，任命孔丘为鲁国大司寇，代理相国。

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地位仅次于鲁国国君和“三桓”大夫，再加上代相国，位高权重可想而知。

然而，孔子上任的第七天，就不顾鲁国群臣的反对和质疑。以“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大罪状诛杀了他齐名且理念有激烈冲突，在鲁国素有“闻人”之称的少正卯。

史称“少正卯之诛”。

由于少正卯曾与孔子同时“办教育”，并且风头一度盖过孔子，所以从古到今，关于“少正卯之诛”的争论一直不断，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什么，让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动了杀心？

“少正卯之诛”的时代背景

根据《孔子世家》的记载，由于孔子在“齐鲁之会”上展现了过人的外交手腕，让齐景公深感佩服。于是就听从臣子的建议，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几块田地，以示诚意。

齐国是大国强国，鲁国是小国弱国，孔子能够以外交手段获得这样喜人外交胜利，自然是让鲁国君臣欢欣鼓舞，喜大普奔！一时间孔子在鲁国深受大夫群众一致喜爱和衷心拥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升任“大司寇”，出任代相国，走上了人生巅峰。

那么，当时的鲁国的整体形势怎么样呢？

当时的鲁国形势挺坏，不是小坏，是大坏！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为君不知道恪守底线，为臣的整天捣蛋，家臣们无法无天。

先是鲁国国君被大“三桓”大夫架空，不守君臣之礼，再是“三桓”大夫又被手下的家臣架空，废了主仆之礼。

说的简单粗暴点，就是“三桓”大夫不拿鲁定公当盘菜，公山不狃，公敛阳，公若貌这几个家臣也不拿“三桓”大夫当盆儿汤。大家都不拿自己的上级领导当回事，时不时的还要互相“使绊子”，大家全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土匪”做派。

而且当时正处于“思想大爆炸”时期，自“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中央权威江河日下，特别是周桓王讨伐郑庄公失利，反而被郑庄公部将射伤，险些被俘以后，东周王朝周天子的权威基本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

由于以周天子为代表传统制度的权威尽丧，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不断，当时的贵族为了争权夺势，父子相残，兄弟相诛极为普遍。

由是，那个年代各个诸侯国的思想精英们开始反思“周礼”制度的失败之处，并提出自己对终结乱世开创新时代的思想观点，史称“百家争鸣”时代。

在“百家争鸣”时代，思想极为开放自由，各国精英们各抒己见，各种思想学派如同百花争艳。而孔子则是以“复古守礼”为目标的“儒家”的创始人。

少正卯其人

历史上对于少正卯的记载其实不多，因此关于他的思想也没有详细的文献流传下来。

不过大家都普遍认为少正卯宣传的应该是早期的“法家”思想。

其中众多说法里面，搞笑漫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中说的比较有趣新颖。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中说，少正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上的代表，常常和“西周奴隶制”的代表孔子“唱对台戏”。他公开嘲讽孔子：有人想抱西周奴隶制的大腿，开历史的倒车，注定要碰的头破血流……

当然，这当个搞笑看还可以，是不能当真的。

但是少正卯和孔子在理念上有冲突，并且在“办私学”的时候唱过“对台戏”，这些倒是存在的。

而且少正卯的思想受欢迎的程度不比孔子差。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

少正卯和孔子唱“教育对台戏”的时候，很多次孔子门下的学生除了彦渊，全都跑到少正卯那儿听课去了。

不知道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只有彦渊一个人跟随的时候，孔子是个什么心情……

但我们至少从这一点能看出来，少正卯这个人还是有些“真材实料”的，至少不是一个“砖家”，不然不可能会有和孔子抗衡的实力。

而且根据典故“拆城记”中的描述，公山不狃咨询少正卯，如何应对孔子“堕城三尺”的提议的时候，少正卯能够明确指出；“三桓”大夫因为被手下家臣架空，才不得不对鲁定公以礼相待。当时的情况是鲁定公受制于“三桓”大夫，“三桓”大夫又受制于公山不狃等人，正是这种互相牵制的微妙平衡，才使得鲁国能够维系当时和平的局面。而孔子提议“堕城三尺”无疑会打破当时的平衡，让当时的鲁国再次面临动乱的危机。

从这一点来看，少正卯是一个不拘泥于成法的是，能够切中要害，看透现实的本质，懂得灵活应变的人。但是这种“随机而动”的行事风格，与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冲突十分明显而尖锐。

“少正卯之诛”的后世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第一疑案”，“少正卯之诛”历来争议很大，儒家门徒对此事的反应也各有不同。

从早期的肯定孔子诛少正卯的正当性，到后来的质疑此案是否存在，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现今的儒家信徒大多数不愿意承认此案的存在。

有的认为少正卯此人不存在，因为同期文献中对他提及的很少。

有的认为少正卯此人存在，但孔子没有杀他，所谓“暴尸三日”是指让他在太阳底下反省三天。

有的认为少正卯和孔子一样官居大夫，在春秋时期“刑不上大夫”的惯例，孔子没有能力诛杀他。

类似于这样的“证伪”的说法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为以仙人之见，“少正卯之诛”无论是否发生过，它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流毒之深，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从此案开始，“因言获罪”有了前例可循，为后世“文字狱”兴起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我们来看看孔子指控少正卯的五大罪状；

• 心达而险：是指少正卯为人通达聪明，却用心不善。
• 行辟而坚：指责少正卯的言行不合“主流意识”，又不肯改过。
• 言伪而辩：指责少正卯的思想并非正道，却善于狡辩。
• 记丑而博：指责少正卯刻意研究“主流意识”的缺陷点，而且还发现了很多。
• 顺非而泽：指责少正卯传播不合“主流意识”的思想，让它们像黄河泛滥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从这“五大罪状”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是而非，可大可小，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标准，全部都是想当然的“诛心之论”。

而且“少正卯之诛”一案里，没有明确的“受害人”，也没有人“首告”，评判标准全在孔子一念之间。

这样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断案方式，给后世留下了极坏的榜样。

后世王朝儒生出身的官员们，一边嘴上喊着“此案不成立”，身体却很诚实的屡屡提出要对“政敌”实行“少正卯之诛”。

此案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可见一斑。

结语

“少正卯之诛”无论是否发生过，它造成的既定影响已然形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后世王朝的权力斗争中，像孔子一样列举政敌定义模糊的“x大罪状”，几乎成了“标配”。

而且“少正卯之诛”是一个道德代替法律，“人治”社会荒唐可笑的经典案例。

直接提现了当权者说你是，不是也是当权者说你不是，是也不是的“人治”社会的虚伪荒唐的意识形态。

因为孔子所谓的“五大罪状”，在“道家”，“墨家”，“法家”之人看来，放到孔子身上也十分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