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任何理想观念都根植于社会环境，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存在，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依旧如此，正如今天准备探讨的问题：曹操的队伍一样，不可能脱离东汉时期的总体模式——皇权政治被豪族把持。
黄巾大乱，将大汉天下推向死亡的边缘，给存有异心的群雄，一个崛起的机会，这个时候一下子涌现出18路诸侯，争雄天下！
任何创业团队无法绕开的问题就是人才，各个集团都在大肆地招揽人才，并且打出了自己的创业团队的口号：刘备以仁义招揽人才，将诸葛亮、庞统、赵云等收归麾下；孙权以忠义招揽人才，将周瑜、鲁肃、黄忠等人收入囊中；而曹操用什么招揽人才呢？
谋天下的曹操
曹操自从兖州起事以来，东征西讨，四处征战，充分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正如他本人所言：“得一人才，胜过沃野千里。”，尤其是官渡之战后，平定了北方青幽并冀四洲之地后，从抢地盘的模式下开始转变成国家管理和守江山的模式上，人才匮乏，四处捉襟见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北方政治中心冀州邺城，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其云：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第一次求贤令目的是在东汉人才制度上准备“捡漏”，改变当时东汉“高第良将怯如鸡”浮夸、虚华的风气，在人才选用上，运用务实的作风，将民间的有才学、有能力真正的隐士征集到自己手下，但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更没有曹操想象的那样应者云集。这第一次求贤令，目标是招到一个两个像姜子牙一样的隐士高手，按照曹操的设计，求贤令这张大网下去，捞一群人才没有问题，就是看能不能捞到大鱼！没想到捞回来一张空网。
像庞统一样的隐士
宝宝想来想去，不应该啊！广告没打好还是这些人在观望？不行我需要把求才继续下去，让天下人知道我求才，于是建安十九年( 214 年) 十二月，曹操又颁发了与建安十五年相似的求贤令，即
“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其云：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 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次求才比第一次降了一个规格，格调也降了，在不谈隐士，也不谈大才，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来！干啥都行，端茶送水，洗衣叠被都行，但是结果是空手而归。于是有了第三次！
建安二十二年( 217 年) 秋八月，曹操再次颁布了“举贤无拘品行令”，其云：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
韩信
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敢不顾，临敌力战； 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 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后人将这“三令”依次称为《求贤令》、《举士令》( 或《论吏士行能令》) 、《求逸才令》。曹操求才令的主旨是唯才是举，即使品行不良或身份低微的人才也要举用。对于曹操的“三令”，论者不少，有说是“企图冲淡士族的势力”。也有说： “曹操的‘唯才是举’方针，在实践中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
这些说法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和表象，不过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差距的。事实上曹操“求才三令”的颁布与实施，并没有招揽到举足轻重的核心人才。据《三国志》载，曹操集团的核心人物与骨干队伍的集聚，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阶段： 建安元年( 196 年) 之前。这一阶段可称为初创阶段，其特点是曹操在兖州吸纳了一批创业队伍。这支队伍的核心主要有曹氏、夏侯氏等亲族以及地方乡党豪族如李典、许褚等，也有少数像荀彧那样有远见的大族。
荀彧剧照
第二阶段：建安元年至建安九年( 196—204 年) 。这一阶段可称为壮大阶段，其特点是曹操在豫州许都所形成的骨干队伍，大多由颖川大族荀彧所举，并以颖川士大夫为主体，正应了”颍川多奇士“。
第三阶段： 建安九年至建安十五年( 204—210 年) ，这一阶段可称为扩张阶段，其特点是曹操平定冀州和荆州，收降、吸纳了袁绍和刘表所辖境内的一批将领和士人，战将张郃、主簿陈琳等人才。
张郃
第四阶段： 建安十五年( 210 年) 以后。这一阶段可称为稳定阶段，其特点是赤壁之战后曹操集团新吸纳了一批人物，这些人物基本未成为集团的核心，有的只是在曹魏代汉以后方展露头角。
从以上四个阶段看，曹操集团的最后一批核心人物是在收降荆州后所得，时间是在建安十三年( 208 年) 左右。而曹操第一次颁布求才令是在建安十五年( 210 年) 春。
因此，曹操集团核心队伍的形成与求才令并没有多少关系。曹操善于用人，重视选举人才，是毋庸置疑的。
从“求才三令”所贯穿的基本精神看，重点是“求”治国用兵的谋略之士，是堪负国家大任的政治、军事人才，而且特别强调要招揽那些门第、品行不高而被埋没的有才之士。但是，实际上所招揽的人才在当时多为一般的中下层官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四个阶段，尤其是前三个阶段所吸收的人物中可以发现，其集团的核心人物主要是有名望、有门第的豪族，而出身寒微或品行有问题的则以担任一般军职为主。
当然，如果曹操的“求才令”在起兵之初颁布的话，其意义就不同了。事实上曹操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求才令”颁布前已经形成，并非求才令所带来的结果。可以说，“求才三令”在招揽人才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曹操集团的核心仍以豪族为主，并非寒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