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在巡阅途中突发疾病，驾崩于沙丘。如果不去看政权实体，而是以内在灵魂的存续为标准的话，秦帝国的灭亡其实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在皇帝驾崩之后，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一起策划了一场围绕帝国继承权的阴谋：少不更事的公子胡亥一夜之间成了秦二世，原本最可能继承皇位的长公子扶苏被赵高矫诏赐死，之后和扶苏过从甚密的蒙恬、蒙毅兄弟先后被杀……
始皇帝一生中最大的两个错误恐怕都与此有关。其一，没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秦史中最让人费解的，就是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太子，至少说，没有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册封）确立继承人。其二，在错误的时间死在了错误的地点。自 公元前221年统一战争正式宣告结束以后，为了迅速整合天下，秦政府随即上马了驰道、长城、阿房宫等一系列超级工程，这些大工程的集中上马，使得投资过热 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六国遗族的复辟运动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远离关中政治中心且面积辽阔的南中国地区，那里皆是新收之地，由咸阳派去的官吏对 于基层几乎就是两眼一抹黑，基层的控制权很大一部分依旧掌握在“地头蛇”手里。而更可怕的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出来，之前依靠商君之法建立起的 均田根基正在被地方大族所侵蚀。而在秦廷内部，政治精英群体中同样存在一股经久不衰的封建复辟思潮……总而言之，在帝国的恢宏气势之下，实则是暗流涌动。
凭借着个人的权威，始皇帝成为唯一可以压制这种种暗流的要素，而他偏偏在最该他活着的时候去世了（从这说，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始皇帝会渴望长生不老了），更糟的是，当时他并不在咸阳宫中，身边只有胡亥、赵高、李斯这三个人。很自然的，在皇帝去世之后，帝国的命运也就落到了这三个人手中。
当事人2000多年前的心理活动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其中的利益关系还是可以看清的。秦始皇在临终前是否指定了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又是不是公子扶苏，扶苏、 蒙恬又是否和李斯、赵高有解不开的私怨，这些对他们二人而言其实本质说来并不重要。如果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产生继承人，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新皇不会对任何臣属 产生依赖，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常理，赵高、李斯等老臣逐步淡出政治舞台就是迟早的事，而依照秦法非功不赏、爵位不得世袭的原则，届时他们家族的富贵 也必然要大幅缩水，这一点对于李斯而言尤为如此——他是秦国为数极少的侯爵之一，在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之后，后辈人在秦国的体制下再想封侯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可如果是通过一场政治阴谋“扶保”一个君主登基，那情况将完全不同。一段不可告人的历史会把所有的参与者牢牢地绑在一起，届时大伙便不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而是要彼此“共天下”，这就意味着你的富贵不但不会缩水，反倒会大大膨胀，而且将世袭罔替。李斯和赵高在始皇帝时代都曾经是功臣，但过去的功勋与眼前的忠 诚之间往往并没有必然联系。一面是冰，一面是火，两种前景全凭自己一念之间，这种情况下，只要私心稍稍超过公心，便自然会做出损国成己的选择。
在胡亥登基后，这场宫廷政变才仅仅是刚刚开始。扶 苏和蒙恬被杀时正在九原率军镇守北境，这里驻扎着帝国最精锐的三十万大军。眼见统帅无端被冤杀，这对这支边防军士气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为后来秦军的 巨鹿之败埋下了伏笔。然而秦廷上层的杀戮还远未结束，得位不正让胡亥和赵高始终处在一种不安的情绪当中，对他们来说，要想获得安全感，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杀 光所有潜在的挑战者和质疑者。
在胡亥返回咸阳后不久，秦皇室的12名公子和10名公主悉数被处死，其中包括和胡亥一母所生的3个兄弟，至此，除胡亥外，始 皇帝的直系血脉被彻底杀尽。紧随其后的便是秦国的开朝功臣，除李斯外，始皇帝时代的重臣几乎尽数被处死或被迫自杀，这其中包括代表军方的冯去疾、冯劫—— 这是对秦军的又一次重创。与此同时，大量郡县官员也被迫进行政治站队，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政治精英遭到了放逐和杀戮。在胡亥继位后，整个帝国变成了一个超大 号的监狱和屠宰场。在大清洗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赵高的亲信，如弟弟赵成被任命为郎中令，掌握京师和皇帝的卫队；女婿阎乐为咸阳令；而赵氏家族也在这一 过程中捞得盆满钵满——史书中对此的描述是“私家之富，若田氏于齐也”。
有一种说法认为，赵高其实并不是阉人，《史记》中称赵高为“宦人”，本意是皇帝的亲近之臣，对于被阉割过的内侍，史书中通常称之为“宦阉”。史书中对赵高有 “体魄强健、武艺高强、骑乘技术精湛”这样的描述，除非赵高是“东方不败”，否则从生理常识来说，怎么也不可能这样来形容一个太监。所以，赵高才会有阎乐 这个女婿。
言归正传，与大规模杀戮相伴的，则是对秦法的根本性破坏。按 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描述，赵高蛊惑胡亥，“乃更为法律”“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简单地说，就是肆意修改秦法条款，目的则是为屠 戮皇族、大臣制造法律依据，以显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原本始于商鞅时代的《秦律》是一套严密完整的法制体系，各个律条间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着眼点则 是立足社会的长期治理。而胡亥对法律的修改，则完全是为了一个个非常具体的政治目的。原本作为秦朝社会稳定根基的《秦律》，如今已经彻底沦为胡亥、赵高手 中的政治工具。就好比比着手里拿的“萝卜”（想要干掉的官员）挖坑，挖好以后，轮到下一根“萝卜”的时候就再换个标准来挖。
除此之外，在人事任用上，胡亥、赵高除了任用亲信外，还采取了“远者近之”“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原则。说白了，就是把始皇帝时代被边缘化、被打压的群体重新请回来，而这就又为秦王朝的棺木钉下了一颗钉子。考 虑到之前秦廷曾先后进行过两次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大论战，最终还搞出了坑杀460名方士和儒生的大事件，胡亥和赵高请回来的这批人中，很可能就包括当初主张 封建复辟的政治精英。在史书记载中，胡亥曾向博士官问政，对象则是儒生叔孙通。而在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前，博士官议事制度已经被皇帝取消，儒家学者也因 此遭到了冷遇。
在背离最初的基本盘后，转而向过去的对手示好，这是政治斗争中最传统的套路，但也是失败概率最高的套路——很容易就把自己搞的和“蝙蝠”一样，在原阵营眼中是背叛者，在“新盟友”眼中则只是可以暂时利用的对象，长远则必要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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