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朝的国门被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开始了中国近百年间的屈辱外交，外国列强视满清政府于砧板上之鱼肉，肆意瓜分中国土地，为此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一时期的外交是被动的、无奈的妥协，是真正的弱国无外交。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虽被推翻，但对于外国列强的实际特权并没有多大撼动。到一战爆发前夕，列强仍然控制着大量经济产业。据统计德国在华投资总额达到了巨额的2.636亿美元，德国在中国市场的资产范围很广，尤其在铁路、煤矿、航运、电气、通讯、教育、金融等领域拥有巨额的产业，仅仅在华洋行就273家之多。巨大的投资需要德国人来华经营管理，一战前夕，在华德国侨民就有三千多人。这些德国侨民一般都是德国投资者和其家属。一战爆发后，德国侨民不减反增，当时的民国政府对一战态度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德国投资者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一方面是英、法列强的步步紧逼。总体来说在一战前期，民国政府对德国侨民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表现得还算友好。
1914年一战全面爆发后，英、法率先对德宣战，由于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但是德国又在中国占有很大的资产，这使得协约国对德国资产的处置极为敏感，当时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政府普遍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一战前期的外交主要是对协约国妥协，对德保持观望态度，这出于两个原因：一德国与英法交恶，英法后院着火，英法自然会降低对中国的控制，而中国可以在这一时期，发展民族工业。在经济上，对德国不宣战，不仅可以节约战争成本，反而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资本。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设新厂379家，新投入资本1430万元。尤其是纺织业和面粉业获得繁荣发展。
二、贫弱的外交实力让中国对德宣战的资格都没有，日本对德宣战后，在山东龙口登陆，占领了山东青岛，德国在中国特权已经被日本占领。此时其实袁世凯可以对德宣战来遏制日本的侵华企图，但是却因为无法获得主要协约国的支持宣战未果。可见当时的外交仍然还是非常的被动，民国政府在外国列强面前毫无话语权。直到1917年，美国于2月3日对德宣战，当时协约国开始敦促各个中立国向德国宣战，此时民国政府才加入协约国，英法答应给中国各方面以援助，但是对德财产的处置上，民国政府显然更加谨慎，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基本按照国际公法对德侨民财产进行保护。在主权方面，也获得了一些进展，收回了德国不平等条约之下的特权，解除了德国租界的驻军和武装，收回了天津、汉口两个租界。
民国政府对德国的公私财产进行了两种不同的保护政策，但总得来说都是极为谨慎温和的处理。并没有出现倾吞资产的事件。在对德侨政策上，只要是德侨向当地政府登记财产后，原有住所继续居住，只要是从事正当职业，身体财产都在保护之列。对于金融、能源等利润巨大的领域对德国人的财产也没有进行过大的处罚或者没收，可以允许其继续运营，德国领事馆官员被遣送回国，其财产由荷兰外交官代为管理。即使是无人看管或者无人认领的德国财产，民国政府也下令内务部将其查明后登记在册，不得私自挪用或者拍卖。在对德国军事用途的财产处置上，民国政府也做的极为公道，海军部接管了德国在华军舰和民用商船，军用物资一律要开具清单，由中方收存、派专人保管。对德商业和社会机构比如邮局、电报局以及德国人创办的报刊、船运公司进行了封收。
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不仅收回了很多主权，在经济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中国的外交也开始慢慢转变，不再是任人宰割和唯命是从，而是在与各方势力交涉中，尽量能保持自身的最大权益。尤其对德国当时在华最大的银行德华银行财产的处置上，更凸显出民国政府对德资产处理的谨慎。对德绝交后，民国政府责令德华银行停止营业，本来可以完全冻结德华银行资产，没收其在华存款，但只是清理了中国及非敌国人民在德华银行的存款，对德国人的财产并未清算，而且规定德侨存款暂行扣存停付，但是如果要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可以获得一笔分期支付的资金。
为何民国政府对德侨财产处置如此谨慎呢？德国此时处于战争时期，按理说中国对德宣战，作为敌国的德国财产完全可以冻结甚至收押，甚至为己所用，民国政府对德国财产这一系列处置，我认为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归结下来总共有三点：
一、从参战目的考虑，民国政府对德宣战，并不是主动介入列强之间的争斗，此时的民国政府急欲摆脱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贫弱的外交，想要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想要摆脱外交孤立的状态，必须获得协约国的支持，而民国政府对德侨资产的处置，大多数都是遵照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公法来实行的。这些举措也确实获得了协约国的认可。
二、在对德侨财产处置时，早有先例。日美对德宣战后，对德国资产的处置都颇为宽松。民国政府的外交部还曾电告民国驻日公使馆，为国内寄送日本关于德国私人财产的处置方法，而且还要了具体的章程准则。因为日美两国和中国都是远离欧洲主战场，借鉴他们对德资产的处置，最后英法问责下来，也可以自圆其说，不至于让别人抓住把柄。
三、德国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的侵犯并不是如英法猖獗。而且德侨在中国的资产会牵涉到当时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如果对德侨财产处置不慎，很可能会遭到这一群体的反对，影响社会安定，还有虽然对德国宣战，但是战争胜负未定，一旦对德侨财产处置过度，如果德国最后卷土重来，势必会报复民国政府，这也是民国政府为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因为当时国计民生都相当脆弱，国内社会尚且政局难定，如果对德侨资产处置不当，很可能会被一些人抓住把柄，最后酿成社会动乱。
贫弱的外交终究躲不过协约国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在协约国对德财产必须严厉处置的压迫之下，虽然从宽至严，但仍然保持己见。
一战爆发后，德国对所管辖区域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财产进行了强制管制，英法也的经常无理没收德国财产，在双方针锋相对之下，民国政府对德国资产的处置显得过于温和，这当然引起了英法协约国的大为不满，协约国以英国为首向民国政府屡次施压，但是民国政府并没有对英法等协约国的施压唯命是从，协约国代表与当时外交总长伍廷芳进行了交涉，当时伍廷芳仍然坚持按照国际惯例执行。尤其在中国参战后，多个协约国向中国建议收管所有德人在华资产。1917年9月民国政府与协约国代表商谈协助中国的具体事宜，当时以英国为首的7个协约国向中方提出数项“希望条件”，这些条件中就有禁止与德国人贸易，驱逐协约国开列的德侨，查封德国在华商行等。
由于是和协约国谈对华支援条件，这一时期的外交只能受协约国的掣肘，但是并未完全采纳协约国的“希望条件”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对于禁止和德侨通商和封闭所有德侨商行都未采纳。协约国看民国政府对“希望条件”态度怠慢，特意又在11月6日，七国公使会见外交次长高而谦，最后会议达成协议，由民国政府和协约国分别调查德侨财产情况，再协商处理办法。
为何协约国对德国在华资产如此敏感，百般敦促中国尽量没收德国财产，而协约国中尤以英法、比利时为甚，我认为主要还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法国、比利时的土地被德国占领最多，国仇家恨，尚可理解，而英国完全就是浑水摸鱼，想敲诈勒索民国政府一笔，要知道德侨在中国发展多年，英国深知德国资产数额庞大，而且此时替法国、比利时站出来，显然是可以送一个顺水人情，也让两国对自己更加服从。
第二，如果控制了德国在华资产可以在战后谈判时多一份筹码，多一份筹码意味着多一份要价权力。
第三，英国在华势力最强，而近代随着德国大力投资中国市场，对英国在华利益冲击很大，英国一直想找借口钳制德国资产在华势力，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一战爆发如果英国借此消灭德国在华势力，显然日后在中国，英国就能有更大的控制权。为此英国坚决消灭德侨在华资产，也企图让民国政府赶走德侨。
虽然协约国一再敦促，但是民国政府态度消极，在表面上尽量配合，制定了若干章程，但是行动上极为敷衍，这不仅是前面分析的想在外交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遵从国际惯例执行，或者对德国一战胜负未定而留的后路，其实在与英国等协约国的外交交涉中，民国政府更是看出了英国等反复无常的丑恶嘴脸，在对德宣战后协约国对中国的支援上屡次食言，而且一旦与协约国利益冲突，他们一致的将中国抛之脑后，更是软硬兼施，根本就没有平等外交可言，为此民国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替自身考虑，不能完全听从协约国的安排。
在民国政府对德资产处置的先见，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证实，协约国果然对民国政府如弃敝屣，根本不在乎民国政府对收回山东半岛主权的申请，而明目张胆的划给了日本。1919年9月15日，总统徐世昌下令终止对德宣战，暂时按无约国对待，并照旧对德侨财产保管并继续清理，巴黎和会失败后，民国政府决定和德国单独签订条约，而这批保留下的德侨资产成为关键筹码，1921年5月20日，中德签订了《中德协约及其他文件》，德国同意支付400万元国币，用铁路债券作抵押，半价赎回了民国政府控制下的所有德侨财产。
在对德侨财产处置中，民国政府前期遵照国际法，进行了颇具公道的处置，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身处帝国列强侵占的环境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势态，民国政府没有进行完全唯命是从的屈辱外交而是和英法协约国进行了大量的周旋，但是因为自身实力薄弱，不得不被协约国处处掣肘，虽然表面顺从协约国，也进行了保护德侨财产的行动，这一时期的外交表现出从屈从列强到自主权宜的状态，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订《凡尔赛条约》，更加显示出民国政府对主权的重视。在外交上也敢于拒绝。后来与德国独自签订的条约，也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国家利益。在外交上更加注重平等，《中德协约及其他文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和欧洲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平等国际条约。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尊严，近代屈辱外交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只有我们的祖国强大起来，才会在外交上有话语权，人民才会有底气地说出那句“祖国，这盛世如您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