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晚清，曾国藩和左宗棠是绕不开的两个名字，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一生知人善任，推荐和保举的下属有很多，在他保举的这些人中，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胡林翼对曾的评价是“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曾国藩的死敌，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评价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在当时民间有种说法是：“国之重臣，悉出曾门”。可见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明！
伯乐荐才，名符其实
在曾国藩的这些所举荐之人中，左宗棠绝对算是一个一等一的名臣，也就是说曾国藩是左宗棠的伯乐，对其有知遇之恩，但是就是这么一层关系，曾国藩和左宗棠却最终闹的势同水火，格外的不相兼容。但在最初的一段日子，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初期还是非常交好的。
左宗棠，20岁便中举，但在会试中却屡试不第，逐渐心灰意冷，开始回到老家务农读书，直到40岁才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的身份正式入仕。因为成功抵御太平军，保卫长沙有功，以及帮助湘军搞好后勤工作，时人称赞左宗棠是“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宗棠在崛起初期，曾国藩对他十分看重，曾数次向朝廷力荐这个人。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左宗棠率领的楚军表现突出，立下不少战功，对曾国藩的平叛助力不少，也因此曾国藩对他更是有惜才之意，左宗棠也一度将曾国藩视为恩师。
曾国藩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大胆放权给左宗棠，出钱出物，让他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开赴江西、安徽等地与太平军正面作战。左宗棠也是不负所望，能征善战，捷报频传。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没多久，清廷便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治二年，左宗棠升闽浙总督；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收复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
此时的左宗棠和曾国藩差不多平起平坐，甚至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左宗棠从48岁开始带兵打仗，仅花了4年时间便快速弯道超车，追赶上了湘军统帅曾国藩，成为了清朝的九大封疆大吏之一——闽浙总督（曾国藩是两江总督）。
瑜亮之争，起于太平天国之战
但两人性格南辕北辙，曾国藩心机深沉，万事都要在肚子里打上百个转，看准时机方才出口，忍耐功力堪称一流，是个细腻谨慎之人；而左宗棠则武生性格，率性而为，凡事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那一套，这可能也是日后造成两人误会渐生，矛盾难消的原因之一。
同治三年之前，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关系和睦，常有书信来往；但因为一件小事，曾左两人彻底闹翻了，关系破裂，老死不相往来。究竟是为何呢？严格意义说，曾国藩是左宗棠的“恩人”，为什么两人最后闹到绝交？
两人公然翻脸的起因，是在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之后。众人报知曾国藩，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死于混战之中，曾国藩大胜之下心情激荡，未能认真查证便上告朝廷。可是不久之后，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洪天贵福集结旧部预备反扑，第一个得此消息的是左宗棠，他未曾多想，便将此消息直接上奏朝廷。此举无疑是当众打了曾国藩的脸。因为曾国藩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诚信”二字，而左宗棠说他撒谎，就是侮辱他的人格。
曾国藩恨其不顾昔日交情，如此作为，气得破口大骂，认为左宗棠这是故意为之，无非是想故意邀功请赏，而左宗棠也对他的这个说法十分恼怒，他洋洋洒洒数千言，指责曾国藩欺君罔上，瞒而不报，对朝廷没安好心。于是两人正式绝交，之后便再无书信来往。
曾国藩晚年曾讲到他之所以对左宗棠耿耿于怀，就在于，他一辈子忧国忧民，最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到头来却只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洪福瑱被说成欺君，也是久久不能舒心。
虽然两人不再来往了，但是左宗棠还是不想就此罢休，他在军营中、衙门里当着幕僚和客人的面，动不动就大骂曾国藩是个伪君子，说他是假道学、做人虚伪，并以此来取乐大家。
后来，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共同朋友郭嵩焘写信将此事告诉了曾国藩，说道：“在营一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意思是说：只和左宗棠吃了两次饭，他就次次都提到你曾国藩，而且是狂言污蔑嘲笑你。
君子之争，光明正大，心胸气度，相互钦佩
然而两人就算闹成这样，其实私心里两人对对方的人品和能力都是一目了然。同治七年，为平定陕甘回乱，曾国藩一手建立的湘军名将刘松山部被划入了左宗棠麾下，对此曾国藩并未有任何微词，同治九年，刘松山不幸战死，慈禧召见，曾国藩也未趁机背后构陷左宗棠，反而实诚地说道，他认为刘松山之死虽然对湘军是一大打击，但左宗棠的调度并没有问题。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积劳成疾，因病在金陵（现南京）去世。而后，百姓巷哭，朝廷闻讯，辍朝三日。上至皇帝下至曾国藩的学生和部属，都送来了挽联，而“老冤家”左宗棠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对挽联是何意呢？即：左宗棠谦称为国家谋划之忠诚、识拔人才之英明，不如曾国藩，但两人同心同德，一起做大事，如金子一般坚固，纵使是直言不讳挑对方的毛病，但这也不辜负两人一生的交情。
通过这副挽联，我们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愚忠以及才能还是比较钦佩的，但内心对曾国藩的人品依然不敢恭维。
直到多年后，发生在曾国藩小儿子曾纪泽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左宗棠的看法，也使得左宗棠对曾国藩的人品佩服得五体投地！
曾国藩去世后的第5年，次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无钱治病，便向父亲的嫡系老部下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此事后，大为感慨，堂堂一品大员的儿子，竟然无钱看病，于是派人给曾家送去三百两银子，并且写了封信给曾纪鸿，说道：“吾与文正交谊，理当相助。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明争暗斗，实是政治需要
左宗棠首先强调和曾国藩的交情很深，即便是互相争执也都是为了国家公事，不是个人恩怨；然后感叹道，作为一代中兴元老的儿子，生活过得如此清贫，可见曾国藩为官之清廉，以及他高尚的节操。
从此之后，左宗棠打内心里钦佩曾国藩的人品，并尽力支持或接济曾国藩的后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左宗棠曾向光绪皇帝保举曾国藩大儿子曾纪泽当两江总督（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左宗棠当上两江总督后，把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接到总督府上久住，还开玩笑说：“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即让曾国藩女儿把左家当成自己的娘家。
其实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个人只不过是政见不合，平日里两个人也是有交情的，他们都是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当身处高位的时候，突然画风一变，两个人不管在哪都针锋相对，甚至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
可是从后人的解析中可以看出，两人如此交恶只不过是演戏给慈禧以及庙堂一些人看的。他们的权力完全可以影响清廷的统治，如果两个人团结一心，那么势必会引起猜疑，这样两人都只会落得“鸟尽弓藏”的下场，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生存的高明之道。
《庄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道”。庄子用鱼和水的关系，来说明人和道的关系。当人远离“道”时，就像鱼离开水，只能靠“相濡以沫”来苟且残喘，活得很辛苦；当人能做到“无事而生定”时，自然人不远道，就像鱼儿回到水中一样。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所有恩怨情仇都彻底放下，只不过是两个品格高雅的君子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官场生存之道，一种厚黑的官场之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