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汉民族中颇具血性的族群。从南宋末期开始，客家登上历史舞台，从宋末群王抗元，明末抗清，收复台湾，再到清末抗日抗法，无不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身影。近现代客家六次崛起，大批人杰促进了中国历史进程。
这“六次崛起”，指的是：第一次，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的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是客家人作为中坚之一的“戊戌变法”运动；第三次，是客家人作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第四次，是抗日战争。
一、太平天国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由客家人组织发动，首领洪秀全以及六位最高决策的核心人物（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洪仁玕）均是客家人，后期主将陈玉成、李秀成也是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宣传、发动和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以广西东南地区的客家人为基础。而客家人大批加入太平军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势力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太平天国将领基本上是客家人，金田起义的基本群众大多数也是客家人。参加金田起义的有二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客家人。金田起义之初，福王的九大据点（广西贵县赐谷、北山里、龙山；广西桂平县紫荆山、金田；广西平南县鹏化山区；广西陆川县陆苗；广西博白县平山；广东信宜县塘坳）的居民主要是客家人。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紧密联系，必然影响到太平天国的方方面面，使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烙印。
二、戊戌变法中的客家人
客家人在近代三大革命运动中有出色的表现，这些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文史资料中记述颇丰，可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业绩却鲜有提起。其实，在京的“百日维新”以及在地方上惟一的呼应即湖南“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客家人均不曾缺席，有的甚至担当起领导与骨干角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变革创新精神，历史应当为他们添补上浓重的一笔。
戊戌变法前夜，正是丁日昌、黄遵宪等一批客籍的外交家、文化人，从国外，包括东洋与欧美，带回了世界众多的进步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无论康、梁，对此都有过很高的评价。
而戊戌变法发生之际，在最高层，也同样有客家人，这便是“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光绪皇帝之谕令)。喋血菜市口，人称刘光第行刑后，身躯仍笔直不倒，令刽子手骇然。
在地方上，当时仅有湖南响应变法，施行新政。而湖南巡抚陈宝箴，则是江西的客家人，而按察使，便是黄遵宪。在外交上，黄遵宪更身体力行，他借他山之石，明确指出“改从西法，革故取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死里逃生，辞职归乡仍锐意图新，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为粱启超所推崇。
三、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及重要成员廖仲恺、胡汉民、邓仲元、何贯中、邹鲁、温靖侯（温仲和之子）、谢良牧等都是客家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首先得到广大客籍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当时在同盟会的领导核心成员中，客家籍留日学生占46%，绝大部分是嘉应州、大埔、惠州等地的留学生。
此外，海外革命经费的筹措也主要是在客家籍华人华侨中进行；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主要集中在客家人的地区或以客家人为主。在1911年广州起义壮烈牺牲的72烈士中，有林修明、陈文褒、饶辅廷、周增、张学龄、陈文友等24名客家籍人士，他们有的既是海外回国的客家籍华侨青年，同时又是留日学生。
可以说，客家人对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宣传发动、筹措经费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事例不胜枚举。如郑士良领导惠州起义，何子渊、丘逢甲领导黄冈起义，邓子瑜、陈纯领导七女湖起义，胡汉民、姚雨平、胡毅生、邹鲁领导黄花岗起义。
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末诺任政治部副主任，黄绍竑任第7军党代表。在战斗中，叶庭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张发葵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庭更是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4月17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柏文蔚等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以客家人胡汉民为主席。
四、抗日战争
客家人更是前仆后继，英名遐迩。凇沪之役中，“客家三英烈”——谢晋元、黄梅兴、姚子青是人所共知的，后二人在血战中壮烈殉国，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更是令全世界瞩目。十九路军是南粤子弟所组成，其中更以客家人居多。由于在凇沪吃了苦头，日军进犯南粤，闻知是客家人的地方，便退避三舍。而凇沪、南京、杭州空战中，江西石城人赖名汤，更首创击落日军精锐九六式战机殊功，并摧毁了号称最精良的木更津轰炸机。
在著名的太行山“黄土岭战役”中，击毙被称之为“名将之花”的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八路军所在部队的司令员，正是闽西长汀的杨城武将军。而远征印缅抗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则是罗卓英，广东大埔县人。还有华南战场威名远扬的“东江纵队”，从司令员到士兵也主要是客家人。总之，抗战中，国共双方的客家名将，可谓数不胜数，以上只能举出几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