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常州词派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派，它最初形成时还只是因亲缘、地域、选本的关系被结合在一起，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词坛唱和、思想氓窃、编辑词集等方式壮大声气，逐渐在京师、吴中、江宁、浙西、临挂、岭南等地传播开来，成为晚清时期阵营最庞大、思想最成熟、影响最广泛的词派。过去，对于常州派的研究，有从生成动因上考察的，有从时间流程上考察的，有从世变对词派影响角度考察的，惟独缺少从地域角度所作的探讨。这一词派是如何从常州一隅影响到大江南北的？在其他地区流传过程中是怎样生根发芽并快速繁衍的？作为一个异域词派，它移植到新的区域后又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目前，已有学者初步涉及这一问题，但其论述重心着眼在岭南，本文将从时间与地域两个维度论述这一词派如何从常州生根，而后逐渐繁衍并渗透到其他地区，茵壮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一、嘉庆年间在常州成派

一般说来，常州词派的出现，是以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张琦兄弟合编《词选》为标志的。但他们的填词活动在乾隆末年即已开始，陆继辖在《冶秋馆词序》中提到，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初学为词的时候，向张惠言请教为词之道，张氏对他说：”子亦务求其意而已矣，许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论词的思想，在乾隆末年就基本形成了。到嘉庆二年，他再次坐馆敏县金榜家，教授金氏子弟，编成《词选》一书，把”意内言外“的思想落实了，并明确地提出尊词体、区正变、尚比兴的主张。而且，在征得张氏同意的前提下，郑善长还将常州七子的作品复刻以行，这就是早期常州词派的基本阵营。

严格说来，这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派，他们没有比较白觉的唱和活动，也没有明确打出常州词派的旗号，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的，只是因为地域、师承、选本的因缘际会而结合在一起。但他们奠定了常州词派发展的根基，并对其后的常州词坛产生深远影响。或谓：”乾嘉以还，日就衰颓。息文与翰风出，而溯源竟委，辨别真伪，于是常州词派戚，与浙词分镶争先矣。”或曰：”吾郡自泉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棒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竟出。”何谓”一时作者竟出“？陆继格说：”自是二十余年，周伯恬（仪炜）、魏曾容（襄）……又十数辈皆溺苦为之，其指益深远，而言亦益文，强骏乎驾张氏而上，而倡之者则张氏一人之力也。”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指的是从嘉庆七年（1802）张惠言病逝，到道光十年（1830）张琦重刻《词选》。常州词派的队伍就是在这一时期壮大起来的，而把大家号召起来并凝聚在一起的则是这样一部薄薄的《词选》。

对常州词派的发展壮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张琦、董士锡、周济三人。张琦在张惠言病逝后，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饥驱四方，南北奔走，尝游燕、豫、齐、鲁间，自谓：”琦虽穷困落寞，然不能守枯寂如穷山野袖。楼馆剧戏，时一至焉，酒食争逐，苟非不可与游者，未尝拒之。穷老抑郁不平之概，触于物而形于言，于是有《蓉影词》及《艳品》之作，盖亦痛哭之不可而托焉者也。”张睡孙也说：”府君’励伯父（张惠言）早逝，遂果进取之志，乃邀游燕、豫、齐、鲁间，所至识其贤俊，登览景物，赋诗言怀，交益广而名益著。”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才得中举，此时年已五十矣，而后滞留京师十载，到道光三年（1823）才分发山东。在京期间，他所作渐多，结集为《日下草》；也是在此期间，他与本籍文人以词唱和，有《蓉影词》传世。所与唱和者为邵广娃、魏襄、赵植庭、余鼎、董基诚等，这些词人多是羁留在京的常州文人，唱和题目依次为：《画芙蓉》八首、《题徐清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小照》十首、《为清蓉题洛神画像》五首、《秋海棠》八首、《和曾容有寄》六首等，所作以咏物与题画为主，大抵为晚唐五代之香艳体格。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次唱和不是简单的流连风月、文人逞技“，而是借词体抒才士沦落之感，”诸人所赋雪、梅、秋海棠等，都为傲然凌寒之物，正是自我精神写照“。

董士锡是张惠言的外甥，曾随二张在敏县金氏塾馆学习，而后又跟随张惠言到京师，颇得张氏之真传。”泉文以文学伏一世，君（董士锡）承其指授，为古文、赋、诗、词皆精妙。”张惠言去世后，他撰写祭文，自述：”殖我者天，成我者师。””他的一切来自于老师，易经成就如是，词学亦如是。”在创作上，他的《齐物论斋词》为泉文之正摘。”泉文疏节阔调，犹有曲子律缚不住者。在晋卿则应徽按柱，敛气循声，兴象风神，悉举骚雅。古怀纳诸今慢，标碧山为词家四宗之一。……仲修备识渊源，对之一词莫赞。毗陵词人，亦更无能嗣响者，可谓门风峻绝。“在理论上，他亦以比兴论词，强调情动子中而形于言。他说：”士不能出其怀持以正于世，不得己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发而为文以见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矣。周子保绪（济），工于为词，隐其志意，由于比兴，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旨，故依喻深至，温良可风。”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同邑词人周济也走上了弘扬若柯之学的道路，并把张氏”意内言外“的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开拓和发展，使常州词学走出常州一隅，影响大江南北。周济在习词之初本来追随浙派，但自嘉庆九年（1804）结识董士锡后，因仰慕其词，”遂受法晋卿“。他说：”晋卿年少于余，而其词缠绵往复，穷高极深，异乎平时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晋卿为词，师其舅氏张泉文、翰风兄弟。……予遂受法晋卿。”他受法晋卿，不是追随，而是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晋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晋卿推其沉着拗怒，比之少陵。抵梧一年，晋卿益厌玉田，而余遂笃好清真。既余以少游多庸格，为浅钝者所易托。“在这相互讨论的过程中，他对张氏之学，既有接纳，也有修正，并编选《词辨》一书，撰成《介存斋论词杂著》，意在纠补张惠言的偏激之论。

比如，张氏只讲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之情，周济则主张突破个人的离别怀思，把词与政治相关联，提出了著名的”诗有史，词亦有史“说；再如，张氏论词过求寄托，陷入组幽凿险的解释困境，周济则提出”辞不害志，人不废言“的知人论世说，并从创作和鉴赏两个方面强调，”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他的《词辨》一书，在体例及选目上较张氏词选均有突破：”向次《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大体缆缪精采间出为七八卷，本事词话为九卷，庸选恶札迷误后生、大声疾呼以昭炯戒为十卷。”张氏《词选》只录值得学习的作品，周济则无论优劣皆有选录，并通过品评的方式，指出作品之是非，以利初学者取舍，从而达到”辨其是非”“有所省悟“的效果。如果说张氏《词选》意在”纠弊“，那么《词辨》更是为了”弘法“一一指示门径，为初学者指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二一从”初学词“到”既成格调“的路径。

过去，我们比较多地从理论上看周济对张惠言的发展，其实，张琦、董士锡在常州词派的发展道路上，其贡献亦不容低估。张琦通过唱和的方式扩大了常州派的阵营，董士锡除了继承、弘扬师说，还通过与周济的相互抵梧，促成周济对张氏之说作深入思考，并进一步发展了张氏之说，使常州词派在理论上更具时代性。

二、思想成熟与阵营壮大

无论是陆继骆，还是周济，他们在多处提到《词选》对于常州词派的意义。《词选》是常州词派的旗帜和灵魂，因此，在当时出现了”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同志“指的是张氏的友朋和子弟，《词选》也主要是在这些”同志“之间流传的。于是，张琦应其所求，校而重刊，”《词选》的影响也是到了道光十年（1830）之后才得到扩大“。

但是，《词选》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一是选径过仄，二是深文周纳，对《词选》的补救就势所必然。也是在道光十年，董士锡之子董毅，在其父和张琦的指导下，编选了《续词选》。对于《续词选》的意义，过去似乎重视不够，其实，它在常州词派发展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是，作为《词选》的补编，董毅是要承传张惠言思想的，正如张琦所说的”亦先兄之志也“；二是，《词选》的续编，不但是为了修补《词选》的缺陷，而且也是为了展示常州词派的生命活力。张琦也提到自己曾拟续选而未果，董毅之选”适惬我心“，就是说董毅之选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这也表明常州词派的思想传承代有其人。三是张惠言的理论失误，经过董士锡、周济的相互切磋，虽形成共识，亦各存崖略。

周济已通过《词辨》一书把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了，作为张氏家族的”词学传人“，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续词选》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它是作为张氏家族词人的张琦、董士锡、董毅，对张惠言《词选》思想修正和发展的一个”范本“。从二书所录篇数及词家来看，《词选》所录词作为44家116首，《续词选》为53家122首，重复词家之总数为21家，新增词家之总数为32家，故《续词选》新增率约为六成，重复率仅为四成。这说明董毅《续词选》一书，在张氏《词选》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继续发扬张惠言对温庭药、秦观的重视，对张氏不录的柳永、吴文英有所补录，对张氏弃选的豪放之作多有增选，特别是对格律派词作增补尤多。

这样的选目体现了其父董士锡的思想，董氏在《餐华吟馆词序》中特别标举六位典范词人：”盖尝论之，秦之长清以和，周之长清以折，而同趋于丽；苏辛之长清以雄，姜张之长清以逸，而苏辛不自调律，但以文辞相高，以成一格，此其异也。六子者，两宋诸家皆不能过焉。”但是，他又特别强调”清”对于两宋词史的意义，这实际上是重拾浙派尚清的审美主张，在坚守立意的前提下也要重新关注体格问题，从而修正了张惠言思想、中尚意轻格的理论偏向，也体现了董氏父子思想、已走向成熟。正因为这样，”《续词选》一刻，家置一编，为世所珍视“。

在《词选》重刻和《续词选》印行的两年后，周济又编选了《宋四家词选》一书。据学者考证，《宋四家词选》原名《宋四家词夜》，开始是以稿本的形式在朋友之间流传的。现存《止庵遗稿》中有一篇《宋四家词序》，在这篇序文里，周济先是倡言尊词体，接着批评浙西词派的专尚南宋，强调作词当讲求”寄托出人“，最后提出师法”宋四家“的观点：先之以碧山，继之以梦窗，进之以稼轩，要之以清真，以周邦彦为两宋词的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周济对词史的认识，已由张惠言的重北宋和浙西派的尚南宋，转向了兼融南北、铸意格于一炉的”宋四家“，其标举之典范也由张惠言主张的温韦和浙西派尊奉的姜张，转向了集南北之大成的周邦彦，这说明周济的思想已完成了对浙西派与常州派的综合。然而，《宋四家词夜》一直未能刻印，而且经过多次辗转，还被更名为《宋四家词选》，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才由潘祖荫刊刻行世。但这些并不足以影响常州词派在理论上的成熟。

在董毅、周济修正并完善张惠言思想的同时，张琦、张耀孙父子也在进行着壮大常州词派声势的工作。”嘉庆七年（1802）张惠言卒后，弟子星散，常州词学其实是靠张琦一脉薪传延承的。”在家族内部，张琦极力营造联吟唱和的风气，四个女儿皆擅长作诗填词，合刻有《阳湖张氏四女集》。《清史稿》云：”熠英与诸女弟承其教，咸有述作，皆能诗。熠英兼为词，秀逸有王沂孙、张炎遗意。妹姗英亦能诗词；纶英尤工书，传琦笔法孰英兼治古文。”在山东馆陶任职期间，两位女婿吴廷珍、王曦随之同往，词学上亦受教子张琦。张睡孙说：”道光甲申（1824），先子官山左，伟卿（吴廷珍）依居二年，与王子季旭（曦）同受词于先子。此卷（指《塔影楼词》）即先子所点定者。”在《塔影楼词》卷首还有张琦的批语：”托兴遥深，用笔曲折，选言明净，已得词家三昧。”

张耀孙（仲远）亦深受其父影响，热衷赋诗填词，有《谨言慎好之居诗》十八卷、《升甫词》三卷行世。据载：”道光丙申（1836）游京师，主吴伟卿比部宅。宅故襄平蒋相国（攸铝）旧居，其中有园、有亭、有台、有池，而仲远遂日以吟咏啸傲其间。“在家族外部，张氏父子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坛活动，与南北文人有较多的交游，像前面提到的”蓉影唱和“，便是张琦与滞留在京的常州文人的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唱和。张耀孙还将自己的诗词吟卷寄给远方的朋友：”每’也京师旧游，辄增怅惘。近维扬吴子熙载为作《海客琴尊图卷》以记之，同人多有题咏。特录拙作一首呈览，足下见之，当识鄙怀所惠，更望寄题佳什以慰相思。又比屋联吟一图，亦希题咏，并录跋语附去。”

正是在广泛交游的基础上，张耀孙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编选《同声集》，收入吴廷珍、王曦、潘曾琦、汪士进等人。其中吴廷珍、王曦、潘曾路取法常州，其他词人则介于浙西、常州之间，之所以被张耀孙辑入，实有张大常州词派门户之意识。他在序中提到，张惠言《词选》附有同仁词选，他亦仿张惠言之先例辑成《同声集》，取名”同声“实寓”同声相应“”以文会友“之意。这说明常州词派已经有了地域突围的理念，试图以开放的态度壮大常州词派，也体现了其后期在接受浙派思想上的包容心态。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一文曾开列了一个多达五十八人的名单，并指出：”虽造诣各有浅深，好尚互有出人，而或师承有自，或家学相传，共振雅音，以趋正则，殆皆闻张、周二氏之风而起者。”如果再看看张氏子弟及其家族词籍编篡史，从张氏《词选》附录”七家词选“，到嘉庆二十二年的《蓉影词》，再到道光二十四年的《同声集》，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常州词派从师友扩大到地域，再到突破地域，转为同声相应，范围越来越大，从常州一地向周边地区辐射开来。

三、京师日昌和，集结同人

一个词派从其发生到走向成熟，并影响周边，成为一代之主流词派，有一个关键性环节：北上京师，影响全国。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所以能影响清代词坛百年之久，一个最重要的策略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他携《乐府补题》到京师，在京城掀起一场声势颇为壮观的咏物之风，”辈下诸公之词体一变“。常州词派所以能在晚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得益于张惠言、董士锡、张琦、张璀孙、董基诚、董桔诚等在京城的唱和活动，他们借助”京师“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传播了常州词派的思想，使常州词派的影响在全国各地生发开来。

据学者分析，张惠言的填词活动实发韧于京师，时间应该是在乾隆末年，这时他还未中进士。陆继骆谈到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前后，向张惠言请教为词之道，井和张琦、左辅、悻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耀逼”相与引伸“，尽发张氏之论。宋翔凤亦言自己弱冠游京师，从张惠言受古今文法，认为张氏”子学皆有游、流，至于填词，自得宗旨“，故填词也受其影响。当时，张惠言恰好在京师，也就是说他们的填词活动是从京城起步的，像张惠言的《双双燕》《传言玉女》《木兰花慢·杨花》等大约作于这一时期，陆继艳的《高阳台》、宋翔凤的《高阳台》（虫语都停）亦是如此。从这可以看出，常州词派自一开始就与京师发生了联系。在此之后，常州词人或因科举，或为求仕，或是游幕，在京师大都留下了唱酬的印迹，而规模比较大且有集传世的是”搏酒消寒会“（1816）、”蓉影唱和“（1817）、”萍聚唱和“（1819）三次，还有在嘉庆末年开展的”宣南结社“唱和活动。

“搏酒消寒会“由常熟词人邵广佳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组织发起，参与者凡九人，为邵广佳、董国华、赵植庭、方履镜、董曾臣、蔡奎扬、蔡鸿攫、顾翰、蒋锡皑。”仿唐人为消寒会，问旬日必一集，集必各成一词。”所作多是咏物或拟题，《搏酒消寒词》按社集先后分列，凡十三集，每集少则二首、五首，多则七首、八首，计88首；附录为诸家之小令，凡50首。其中，赵植庭（树三）、顾翰（简堂）、方履锋（彦闻）、董曾臣（方立）均为常州词派成员，其他词人则分别籍属江苏吴县（董国华）、浙江桐乡（蔡奎扬）、江苏无锡（顾翰）等。但是，集会不到一年，成员逐渐星散。留居京城的邵广锥和赵植庭，”追维昔欢，再展良会“，因此，就有了第二年（1817）张琦、董基诚、董士锡等参加的”蓉影唱和“。”于吾乡词人宗派，籍可窥其崖略，而承平雅故，尤非今日所能想望也。””蓉影唱和“是常州词派在京师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它使在京文人知道：在常州有这样一个词派的存在。

“萍聚唱和“，是指九位江南词人在京师萍水相聚，”班尹之学，志趣维同；庞马之居，步武相接；时相征逐，颇惬心期“，这是一场特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唱和活动。他们是：慈溪袭理鸣，阳湖蒋学沂（张惠言门生），太仓王曦（张琦之婿），武进董士锡（张惠言之甥）、张成孙（张惠言之子），武进程应权、唐秉钧、费开绥，常熟蒋振南。他们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秋天”同客长安“，”尊酒相会“，表达了春色匆匆、春水无情的人生如萍之感。到这年冬天，他们便相继散去，”或走豫南，或驰江北“。为了纪念这次唱和活动，程应权将其辑为《萍聚词》，张成孙为之叙。在叙文中，张成孙披露了友人之间共感的词，心，既有睐慨陈志的襟怀，也有放歌古今的逸气：”夫百年己道，万虑斯萃，庶几积学经笛，韬采文固。以腕奕祀，名山蕴其朴华；我思古人，尔室镑之金石。文质既备，俯仰自宽，斯其上也。……托微禽而寄响，假芳草以言思。此时心情，边焉恬旷，或足题也。”

“宣南结社“是嘉庆末年（1818-1823）常州词人在京城开展的唱和行动，参加者有陆循应（子良）、杨士昕（甜起）、魏襄（曾颂）、方履链（彦闻）、董基诚（子洗）、董桔诚（方立）、赵植庭（树三）等。刘炳照诗云：”资格困才人，簿尉以终老。八十始归回，宣南词社杳。宗派溯著柯，一卷《鸥汀草》。”自注：”公曾与杨召力起，魏曾容，方彦闯，董子说、方立，赵树三诸先生结宣南词社。””公“当指陆循应，《鸥汀草》乃其词集名。汤成烈云：”吾乡阜文、翰风两先生，与同时左、钱、李、陆诸君，咀徽含商，唱酬风雅，可以谐金石而协管弦，此其盛也。其后杨君前起，魏君曾颂，方君彦闻，董君子说、方立，赵君树珊宣南结社，筋咏流连，咸遵斯轨。……“

一方面，常州七子崛起于嘉庆年间，”咀徽含商，唱酬风雅“，标志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宣南唱和的常州词人，承其风绪，筋咏流连，把常州词派的影响拓展到京师。这些常州词人的辈份在张惠言等前辈与张成孙、张耀孙、董毅等晚辈之间。”宣南词社“同人的唱和之作，大都表现的是羁旅之怀与磊落之情，正如张惠言所说是”君子贤人幽约怨诽之情“，”词多陶写性情，得天然之风趣，托讽远而人人深，有古之遗音焉“。他们沿续张惠言的比兴观念，虽陶写性情，却是托讽远而人人深。

常州词人在京师的活动，为张惠言词学思想在京城的传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当时诗坛领袖龚自珍、魏源、莫友芝等，对常州词派的思想观念亦给予正面的评价。咸同年间，江宁词人何兆藏、许宗衡、端木琛在京师唱和，进一步推衍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到光宣时期京师词坛已完全为常州词风所笼罩，先后有”薇省唱和“”宣南词社“”咫村词社“”校梦鑫词社“”庚子秋词唱和“”春垫吟唱和“等，最后出现了著名的”清末四大词人“。

四、辐射周边，影晌南北

自张琦再刻《词选》，张惠言的思想不但在”同志“间相传，而且在其他地区其他词人间流传开来，常州词派的影响越来越大，常州词学向其他地区的辐射和渗透不断扩大。

（1） 向东传衍：常州词派在吴中

常州词派走出本土，在其他地区生根发芽，并产生影响力，是道光末年从吴中开始的。本来，嘉庆、道光时期，在吴中有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七子“，继起也有王寿庭、宋志沂、朱和毒草诸人，他们论词以审音协律为准，与浙西词派关系甚为密切。”近人言词者，推西拎厉氏，近则又以吴门为多才，盖其渊源派别为不二矣。”但是，词人宋翔凤因为在治学上取法常州学派，曾拜张惠言为师，并得张氏古文之道与词学之法，对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多有会心之处，他是把常州词派影响拓展到吴中地区的关键人物。宋翔凤与”吴中七子“的朱缓、王嘉禄交往频繁，还参与了”吴中七子“在道光元年（1821）举行的”消寒诗会“，这也使”吴中七子“对张惠言《词选》及其词学主张有所了解。朱绥在道光十四年（1834）谈嘉道以来的词选格局时说，”自张泉文氏外，卒少善本“，对张氏选词给予了肯定；而且，他们还接受了张氏”意内言外“之论，并用吴中词派”精研音律“的观点，对”意内言外“作了新的解读，指出”词之为道，意内言外，选音考律，务在精研“。

让常州词派真正在吴中地区扎根落户的是潘曾莹、潘曾续、潘曾王若兄弟，他们”尤专心于意内言外之学，伯仲之词，间有不害意而出入者“。潘曾琦自称所作”取法于张氏“，与张琦之子张耀孙、周济之徒符南樵交往密切，并刊刻了周济《词辨》，他的作品也被张睡孙辑入《同声集》。他说：”余弱冠即学为词，当时侨辈谬相推许，辄自矜惜。及见张泉文、翰风两先生《词选》，读其所为序，乃悟向之所作，如灭烛夜行，虽驰逐毕生，不离幽室，今而后始识康庄也。……“这不但讲到《词选》对于自己填词的引领作用，而且对张氏思想也表示认同和接纳。如果说，潘曾琦在传播张惠言思想上厥功甚伟，那么潘祖荫（曾续之子）则在传播周济思想上不遗余力。他重校周济《宋四家词选》，还撰序为之推介。因为潘祖荫的刊刻，《宋四家词选》才会流播大江南北，周济的思想才会为世人知晓。谭献同治十三年（1874）看到的《宋四家词选》即是由潘祖荫翻刻的本子。

“潘祖荫同、光年间以朝廷重臣操主选政，高扬常派宗风，一方面当然是他词学嗜好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朝延在一定程度上对常派宗风的肯定。”但是，他们对吴中本土的审音协律论亦不废弃，而是试图把常州的重立意和吴中的主声律调和适中。潘曾琦《与小珊论词》谓：”要与论厥始，古人有真传。意内而言外，妙在比兴先。””睡哉时所尚，习俗久相沿。声律背古初，门户昧当前。”他认为词在初起之际，既重立意，亦尚声律，如今要革除时弊，亦当追攀古风，做到比兴与声律的结合。如果说后吴中七子在思想上比较倾向浙派的话，那么潘氏家族词人在观念上更接近常州词派。

在吴中，除了本籍词人，还有一些宦游词人，他们的眼界就更为开阔些。比如杜文澜从同治七年（1868）春至苏州，权苏州藩司，而后一直在吴中活动。他比较认同”吴中七子“审声协律的观点，但对常州词派的论词主张亦能接纳。如他在扬州任职期间，与宗奉意内言外之说的蒋春霖、丁至和来往密切，故对张惠言的思想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大约是因为与潘氏家族成员接触的缘故，他对周济的《词辨》和《宋四家词选》颇有好评，称《宋四家词选》抉择极精，以周、辛、王、吴为冠，以晏同叔等四十三人附之，”其论深得词中三昧“；又称止庵《宋四家词选序》”示人从学之径，为阅历甘苦之言“；还在《葱园词话》中多次引述周氏的观点，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表示认同，认为《词辨》”持论极高，阅之自增见地“。”值得注意的是，杜文斓的创作也受到常州词学思想影响，如谢章键称其’词清笔婉，言外殊多感慨’，就与此不无关系。”

还有刘履芬、刘观藻，自道光二十年（1840）起随父侨寓苏州，然后在吴中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词学思想上也是推崇吴中词派的，但谭献称其”填词名隽，不肯为姜、张所固“，严迪昌评价其”由浙派人而能不堕空持之弊端“。他不像浙派词人专以咏物为能事，也不像吴中七子只在声律上下功夫，而是在守律的前提下注重对”立意“的抉发，从此亦可看出他对常州派重比兴尚寄托思想的吸纳。他为庄棋、谭献合刻词集所撰序文云：”原夫词之始作，专归杂比。落花流水，寄悼于珠帘；乔木废池，饮恨于清角。……方今逆贼鸥张，天命申讨，两君年近三十，皆有志用世，顾方优处蔬芦，奔走衣食，不得己著此无益之言。”

他明确指出词人咏物实为托兴寄情，如果说柳永、苏轼的词意在传达情志，那么庄械、谭献两人所为词也是为发其”有志用世“却不得志于时的怀抱。其弟刘观藻亦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填词就是托兴寄怀：”新词漫拍，不求人相赏。略写情怀寄惆怅。譬鸣时小鸟，未必惊人，安敢与、铁板铜琶争响？紫滕花下坐，握管凝思，红翠纷纷气为爽。“这说明，常州词派的观念已为吴中地区的词人所吸收，自此以后，常州词派在吴中地区站稳了脚跟，吴中词人也自觉地接受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

（2） 向西辐射：常州词派在江宁

常州词派不但往东影响吴中，而且也向西辐射江宁。嘉庆、道光时期，活跃在金陵词坛的有袁枚之子袁通，他与浙派词人郭唐、吴锡膜往来密切，并把袁枚的性灵之说引人浙西词派，还辑为《七家词钮》以崇其旨（包括刘嗣结、袁通、顾翰、汪度、汪全德、杨捷生、汪世泰七家词），引发郭唐、吴锡膜等对浙派词论展开深刻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光中叶，常州词派重要作家周济、汤贻汾、包世臣等，先后来到金陵，或寓居，或游历，也把常州派的思想带到了江宁，使”意内言外“之说在这里发生影响。

应该说，对金陵词坛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汤贻汾，他以武将而善文艺，不但擅长绘事，而且热衷填词，与周济、董士锡、许宗衡、孙麟趾、蒋敦复过从甚密，”是道、咸年间常派词人兆启会风的关键人物“。在道光十二年（1832）致仕后，他寓居金陵，先是居周济春水园，而后自筑琴隐园，并组织文会，结交居宁文人。”（道）光、（咸）丰间，梅伯言正郎（曾亮）、侯青甫广文（云松）、汤雨生都督（贻汾）均以诗古文词擅名一时，提倡风雅，文人学士日益盛。”如道光十八年（1838），他招吴中词人孙麟趾游金陵，与严问樵太史、龚定庵礼部”相与剪烛分题，极畅咏之乐“。道光二十六年（1846），”秦雪肪耀曾、孙月坡麟趾、张啸峰鸿卓、周香初纶涣、蒋剑人敦复、殷舰云慈茹、雷约轩藻廉随园雅集，招余（汤贻汾）未赴，翌日诸君以词见寄，调此（《摊破丑奴儿令》）奉和。”咸丰二年（1852）八月，招大江南北诸名流，”一会于琴隐园，再会于狮子窟，三会于周缔霞女郎凉秋阁“，”白发红颜，哀丝豪竹，江山人物之盛，今古罕逢“。他把金陵词坛的社事活动，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

不过，当时金陵依然笼罩着浓厚的浙派词风，如在道光二十五至二十六年（1845一1846），由孙麟趾、秦耀曾组织发起的”江东词社“，以南宋为宗，标榜宋七家，与吴中词派关系比较密切；但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金伟军、杨朴庵、许仲常、钱渐之、僧花雨及端木琛、端木西园兄弟参与发起的江宁天禧寺”昕松词社“，则以师法碧山相号召，兼取白石、东坡，其填词路径契合止庵之论，他们严于守律与力主词曲之别，对于后起之晚清四大家是有影响的。昕松词社社友与汤贻汾也有往来，道光二十一年（1841）汤贻汾作《水绘园补契图》，题词或题识者有：祁寓藻、沈兆坛、龚润森、刘同理、包世臣、袁起、张蕃、金辈（伟军）、端木琛（子畴）等。在这幅画的题款中，端木琛自称为”年侄“，可知，他的父亲端木煌与汤贻汾为”同年“；金鳖与端木煌也是至交，他与汤贻汾关系自然非同寻常，他们受常州派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然而，咸丰兰年（1853）金陵的陷落，让一度繁盛的金陵社事化作了昔日的云烟，所谓”咸丰要丑之劫，为六百年所未有“。这时金陵词人活动的中心也由本土转移到京师，比如江宁何兆满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即随父至京师，上元许宗衡也从咸丰二年（1852）起在京师任职，他们高扬”意内言外“之大旗，使词坛风气为之一变。许宗衡被谭献称为”伤心人“，论词亦接续张惠言上溯风骚的观念。何兆癫与许宗衡齐名，”但沉郁稍不逮许，而无海老枯率之失“。他们还是道咸之际常州词派的转掠，许宗衡与包世臣交往频繁，思想上亦多阐发包氏之说，重视词之声调的清、脆、涩之美，推崇清真、白石的清涩兼备；而何兆癫晚年居湖上，被谭献以师礼执之，何氏遂通过谭献把常州词学推广到浙西，成为常州词派在浙西传衍的关键人物。

端木琛在咸丰、同治以后的崛起，以及他在京师组织的唱和活动，是常州词派笼罩晚清词坛的重要标志。他对于晚清词坛而言有引领风气的意义。第一，他先后为《词选》《续词选》作批注，并编为《宋词赏心录》，弘扬常州词派尚寄托的思想。第二，他融常州词派与吴中词派于一炉，本张惠言意内言外之旨，参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发扬光大之。他早年在金陵追随金伟军学词，既受周济思想之影响，也吸收了孙麟趾宗法南宋的观念，因此，他的《宋词赏心录》在选目上有”兼包周氏四家、戈氏七家之所选“的特征。第三，是他把晚清四大家之首的王鹏运引人词坛的，由王鹏运而有郑、况、朱的出现，晚清四大家终于形成。光绪十六年（1890），《薇省同声集》刊行，合端木屎、许玉珠、王鹏运、况周颐”四中书“词为一集，以端木琛《碧渥词》居其首，非独以行辈相尊，实有开导风气之誉。况周颐《莺啼序》：”端木子畴前辈囊同直薇省，奉为词师……。”陈匪石云：”有清末叶，半塘老人标拙重大之旨，为一代宗匠，而端木子畴手授《宋词十九首扎实导先路。”他们正是自周济、汤贻汾、包世臣一系发展而来，说明常州词派的影响也是从常州西至金陵，再由金陵北上京师的。

相较吴中词人而言，江宁词人于道光时期主要在本土活动，浙派与常州词派呈交叉渗透的态势，江东词社和昕松词社同时出现；但在咸丰以后，他们的活动中心转向京城，他们在思想上完全与常州词派合流，何兆漏、许宗衡、端木琛在京师唱和，并将张惠言、周济的理论作进一步推衍，先后倡导清脆涩之美，提出重拙大之说，成为常州词派在咸同时期的重要代表，常州词派在光绪年间能成为京师词坛的主流词派，江宁词人之贡献尤巨。

（3） 向南拓展：常州词源在浙西

浙西在清初是浙派的发源地，中叶以来，词风炽盛。嘉庆、道光时期，先后主盟词坛的是吴锡麟、许宗彦、钱枚、冯登府等，他们继续煽扬浙西词派的主张，创作上以姜、张、史、吴等为法，但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推崇寄托的观念。像许宗彦、钱枚与张惠言为嘉庆四年（1799）同榜进士，对于张惠言《词选》应该有所了解。许氏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作序，称张惠言论词与王相思想有相通之处一一上攀风骚。钱枚为自己的《微波词》作序，也说”频年以来，居然落魄”，”宅僚所托，盖可知矣”，谭献称”此非乡曲之见，是为骚雅之余“。这是他们与张惠言思想相通的基础，但张惠言编《词选》确实有纠弹浙派之意，谢章链说张惠言对”游词“的批评便是针对浙派而发的。

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更明确地指出：”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终不免有姜、张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擎乎？“张惠言、周济对浙派弊端的批评，应该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的。像黄攫清、杜文澜、丁绍仪等，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对浙派以南宋为宗的观点均有修正，这把浙派与常州派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常州词派进人浙西，是从观念传播开始的。自从张惠言提出”意内言外“说之后，它似乎成了晚清最为流行的批评话语，正如蒋敦复所说，”近来却借作口头禅“。比如，较少与外界来往的项廷纪，在刊于道光四年（1824）的《忆云词甲稿序》中说：”夫词，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成声，声分调，亦犹春庚秋晖，气至则鸣，不自知其然也。”他对”意内言外“的理解，与张惠言并不相同，但强调感物而发的思想却是一致的。他与常州词人也无任何交往，应该是读了《词选》后所受的启发，这也可看出常州词派在思想上的魅力。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龚自珍，不但他的《元著词》被张耀孙收人《同声集》，而且他在后世也被叶恭绰纳入到常州派的范畴：”及乾、嘉以还，张惠言、周济、龚自珍等创意内言外之旨，力尊词体，探源诗骚，推崇比兴，于是论词者渐明诗和词系一贯的东西，无所谓诗余。”他与常州派成员张琦、宋翔凤、丁履恒、周仪炜交往密切，而且在思想上与常州派颇多契合处。据谭献《复堂日记》记载，龚自珍曾向冯志沂谈到自己对词旨的理解：”词出于《公羊》。”龚自珍曾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从刘逢禄研习《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属今文经学，重在义理发微。”词出于《公羊》“表明他作词意在表述心志，论词主比兴。谭献解释说：”龚先生发论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内言外之旨亦差可傅会。”

有学者指出：”龚自珍与常州词学之契合处，是由时代、学术、交游所共同铸成的，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道光以后，许多词学家都谈到自己对”意内言外“的理解，如包世臣、蒋敦复、吴新铭、徐其志、谢章健等。其中，张金铺的解释应该比较接近张惠言的思想。他说：”意内言外，词之时义大矣哉！微旨远抱，妙托丝管；感物形声，志贻骚辩。是以有唐诗人，楝乐府之遗均；五代君臣，播《花间》之新弄。赵宋季抄，风流弥繁。“这是张氏为顾文彬《百袖琴言》撰写的序，时在咸丰七年（1857），作序的还有张耀孙、如山，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常州派的词学思想。

常州词学扎根浙西是以谭献的出现为标志的，已有学者分析了谭献与常州词派建立关系的路径：一是谭献热衷于常州派今文经学，遂由学派而衍人词派；二是与谭献交往的杨传第，乃包世臣之婿，”也是笃守常州一派”的词人，”这些回环往复的关系，让他成了常州派词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其实，谭献在初人词坛的时候，也像周济一样是从浙派人子的。据其《复堂词录叙》可知，他习词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二十二岁（咸丰三年）到三十岁（咸丰十一年）是始学填词、”未能深观“的阶段。《筐中词》卷三称：”予初事倚声，颇以频伽（郭摩）名隽，乐于讽咏。”《筐中词续》卷二说：”韵梅（张景祁）早饮香名，填词刻意姜、张，研声忖律，吾党六七人奉为导师。”则此时主要从浙派人于。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光绪四年），是他辨摞析流，受常州派先正启发，进而体悟词学旨趣的阶段。据《复堂日记》可知，谭献此间大量阅读词学典籍，特别是专注于对宋词及清词的辨流析源，光绪四年（1878）篡录本朝人词，成《筐中词》五卷，”以衍张若柯、周介存之学“。光绪八年（1882）又篡录唐至明人词为《复堂词录》十卷。此时谭献”年至五十，其见始定“，形成自己的词学思想。

谭献何以会由浙转常？结识庄械是一个关键，庄械于学通《易》《春秋》，尤娴熟于张惠言、焦循之易学，还有庄存与、刘逢禄的公羊学，这是其论词取法常州词派的基础。咸丰五年（1855），谭献与庄械在京师相交，”遂成知己“，然后两人以词相唱酬，有《庄茜庵谭仲修诗余合刻》（清咸丰八年刻本），”己未（1859）以后南北皆称庄、谭“。他们在词学观念上也颇多一致之处，”庄械、谭献并称同治、光绪间，大抵皆标比兴，崇体格，受常州派影响“。如庄械认为”自古词意，皆关比兴“，”托志帷房，眷怀君国“。谭献说：”吾少志比兴，未尽于诗，而尽于词。”但是，在他们看来，只是求比兴之旨还不够，还当发为嫖婚之音，这样才能”得意内言外之趣“。谭献说，他和庄械”以比兴柔厚之旨相赠处者二十年“，这话是在光绪四年编《筐中词》时说的，庄械刚好在这一年秋天病卒，上推二十年恰好是咸丰八年（1858），《筐中词》是他们”以比兴柔厚之旨相赠处二十年“的总结。

谭献对常州词派的贡献有三：一是建构了”常州词派”的统系，通过《筐中词》，我们大概能了解常州派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常州词派的观念编选《复堂词录》，完成了常州词派对于唐宋词史的建构；三是对”意内言外”说作了新的发展，提出”比兴柔厚”的新范畴，从”词史””幽涩””一波三折”等角度丰富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内涵。在他们的影响下，冯熙、陈廷焊、徐两、陈栩先后编词选或撰词话，对常州词学均有推衍之功。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常州词派已经打破地域的界限，它的成员不再是因为地缘因素集结在一起，而是因为兴趣相投和思想相通结合在一起，常州词派已完成了由地域词派向思想词派的转变。

其实，在晚清，大江南北，如松江、淮海、临桂、岭南等地，都有过常州词派流衍和传播的踪迹。如宝山词人蒋敦复从汤贻芬游而接受了周济思想的熏陶。以蒋春霖、丁至和为代表的淮海词人，特标张惠言”意内言外之旨“，”鹿潭慨然自谓，欲以骚经为骨，类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词人之极致“。丁至和也说：”意内言外谓之词，大率郁结难伸之隐，托为咏歌，非仅刻翠裁红，作儿女喃喃私语也。”在岭南，则有叶衍兰、黄炳壁、张德满、梁鼎芬等，在思想或创作上追踪常州词派。至于临桂词人，他们受常州词派影响，主要表现为在京师的唱和。先是王拯组织的觅句堂唱和，而后由王鹏运发端，与况周颐、刘福姚有”庚子唱和词“。他们发扬骚雅寄托之论，申言”重拙大“之说，将常州词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大多生活在咸丰、同治以后，与常州词人之间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更多的是从思想层面接受常州词派的影响，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在晚清时期常州词派”风靡天下“的态势。

当然，常州词派能在道光以后”风靡天下“，获得广泛认同，是时代需要、理论发展、词人结派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从时代需要看，道光以后经世思潮兴盛，常州派的理论主张适应了这一时代主潮。从张惠言的”君子幽约怨诽之情“到周济的”感慨所寄，不过盛衰“，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世关怀。它不是主张把这种关怀直接地表露出来，而是要求其以”意内言外“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契合了自古以来形成的”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这就决定它能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所接纳。从张惠言开始，理论上不尽完善，且多有瑕疵，但从张琦、董士锡到周济始终能以开放的心态及时补救原有的理论缺失，在流传到其他地区以后又能调适自身，与当地原有的词派相融合，这样不但丰富发展了自身，更能为各地原有的词派所认同。从词人结派来看，常州词派在初起之际，流派意识还不是特别明确，但到张惠言去世之后，张琦、周济更具明确的立派意识，前者通过词坛唱和有意凝集同人，后者通过选本编篡强调江浙别派。

张耀孙更说：”常州词人自先世父、先子《词选》出，而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词家与雍乾间判若两途。”关于这一点，庄械曾在比较张惠言与汪潮生对后代的影响时说：”嘉庆、道光之间，棒芜始辟。据余所见，卓卓可传者二家，一为武进张编修泉文，一即仪征汪明经冬巢。”但是阜文之后常州精于词者日众，而冬巢却无人继其绪，因此造成了两者在后代的冷热之差：”张氏之名满天下，汪氏则名只震于一乡邑。”正是因为有了张琦、周济的推衍和拓展之功，张惠言才会”名满天下“，常州词派的影响也才会”风靡天下“。

结语

常州词派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派，不但流行时间长，而且影响地域广，从常州一隅走向全国，北到京师，南达岭南。常州词派在嘉庆年间初起时，还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文人群体，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血缘、地域、师友的关系。但随着张惠言《词选》的广泛传播，也因为张琦、董士锡、宋翔凤、周济、董毅、张耀孙的拓展之功，它逐渐从常州一隅走向大江南北，并在京师、吴中、江宁、浙四、岭南、粤西等地发生影响，由最初血缘姻亲、地缘亲族、学缘师承等因素为主导，转向词坛唱和与思想传播起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其思想上的成熟与魅力使它成为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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