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家是因何败落的？看惯了肥皂剧、只欣赏浅薄激烈的矛盾冲突、不考虑内在逻辑的现代人，总喜欢到元春或秦可卿——或者她们俩身上去找原因。就像鲁迅说的：“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错”。
贾家从两代国公，到如今已是五代，经历了近百的“赫赫扬扬”。虽然皇帝颁诏赐爵，爱说：“永锡罔替”，不过是那么句话。事实上爵位是历代递减的。像林家，虽然经过格外开恩，加袭一世，到林如海的父亲也结束了。到林如海一代，不仅需要自己去考科举、挣功名，连族人也“各省流寓不定”——像脂批中预言贾家的将来：“子孙流散”。
而贾家的败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某一个两个出色的人，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个过程，不可能改变。要想长保富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的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贾府，正如冷子兴所说：“安享富贵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完全没有“共同努力”的向心力。
把元春送进皇宫，是贾府为挽救命运所作的努力，但又不是那么“努力”。不知名位读者注意了没有，从冷子兴介绍背境提过一句之后，直到第十六回元春封妃、太监传旨，贾府上下根本没有一个人想起她、提过她一句！更不用说替她谋划争宠、晋升了。
元春的封妃，看起来似乎非常突然：这边给贾政过生日，又喝酒又唱戏，忽然来了个太监，“满面笑容”宣旨叫贾政入朝，吓得贾府“惶惶不定”。两府三个现任官职，又是世勋，又是京官，一宣旨就吓成这样？这足以看出，贾家在政治上早已边缘化，平日大概跟皇帝见面都不多，更不用说这样忽然性地宣见了。
有人据此分析，是秦可卿的秘密身份曝光、被迫自杀，才引起贾家“惶惶不安”，这未免太胡说了。要是真有什么“秘密身份”，又刚刚被迫自杀（其实也不是刚刚，情节上是紧接的，时间上没那么紧凑，至少是四十九天的丧礼办完，王熙凤又中饱私囊了一回），皇帝的处分还没有下来，贾府还有心思过生日“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吗？
元春入宫好几年了，封妃也不会完全没有先兆。贾家上下感到突然，只是他们只纵情享受、不关心送进宫里做低级女官或下层嫔妃的女儿的命运——如果她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话。而元春的晋封，完全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
前几天有读者跟我讨论，认为元春的死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小说有视角的问题，作者在省亲的时候让元春说过一句“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显然不会再细写宫廷中事。因为再写，必然顺着“不得见人”的思路，而写细了就有揭露皇家阴私的嫌疑了，那是“文字狱”时期相当忌讳的。
元春只能是自然死亡。当然，在宫斗中耗心耗力，很容易摧残她的健康，使她盛年早夭。因病而死，还算是自然死亡。曹家出过王妃，曹雪芹是犯官之后，这两点决定他在写宫廷时必然小心万端，尽量回避，怎么敢无中生有写造反、告密？
问题是元春的死，跟元春的封妃一样，不可能毫无预兆，而贾家却偏偏毫无察觉。封妃之前，是因为品级低微，没有权力跟家里通消息；封妃后看着家人不争气，很大程度上要凭贵妃的光环围罩着，元春也只好默默奉献、努力博宠，却不敢把自己的艰难透露给家里，只报喜不报忧了。
元春死后，贾府失去荫蔽。探春远嫁是为家族牺牲，但远嫁毕竟是远嫁，只能争一时之荣光，而没有持久的影响力。贾府的经济早已经到了典当过节的地步，只凭着场面周转。而到了政治靠山元春死后，只要一个小小的事端——比如有人告发贾府的罪行——就会“扯出萝卜牵着泥”，引出一大堆罪名。而贾雨村之类的小人，几乎肯定会落井下石，把敲诈石呆子的事推到贾赦身上（平心而论，这桩罪恶其实是贾雨村为讨好贾赦而谋划，但他要说是贾赦指使他，贾赦也百口莫辩，“成天和”小老婆喝酒的人，怎么斗得过见风使舵的小人？），旺儿也不会替王熙凤密谋暗杀人命保密，云光（就是长安县节度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人）也不会忘记贾琏一封书信干涉司法，再加上放高利贷、收藏甄家寄物，足够贾府抄家了。
抄家是抄家，真的判死刑、株连九族也不大可能。罪刑最重的王熙凤，结局是被休“哭向金陵事更哀”，没说她被杀。最严重的还是经济的崩溃：别人欠的债收不回来，自己欠下的还不上，上千口人张着嘴要吃、伸着手要穿。结果只能是“孙子流散”。
务实的贾芸等人，也还是有活路的。只有“富贵不知乐业”的宝玉，“贫穷难耐凄凉”，只好守着穷去写《红楼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