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做注《三国志》，有一段评价：
“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最后一句：“拯汉之规，于兹而止。”
也就是说，裴松之认为在关羽襄樊战败、痛失荆州之后，刘备集团所奉行的匡扶汉室理想与奋斗，事实上已宣告中止。
“拯汉之规，于兹而止。”这句话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在关羽痛失荆州之后，蜀汉阵营里的士气并未散乱，其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和奋斗不仅并未中止，而且到了诸葛亮执政的时代，反而持续爆发出只有正统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强大进取力。
刘备集团从创立到发展以至于能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关键原因正是他们对于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屡败屡战而愈挫愈勇、终不罢休的英雄之气。
可以试想如果持续保持这种苦心孤诣、矢志不移、愈挫愈奋、功业未成死不罢休的英雄之气，则蜀汉政权在“嗣武二帝、恢复汉室”的旗帜下能走多远，这是个神仙都不敢妄自断言的事情。
后人评史有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誉成毁败，总是用旁观者清的眼光来评价当局者迷。刘邦在鸿沟之约以前，曾经屡战屡败、屡屡输得精光，差点儿连命都丢了，谁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够走多远？
因此把蜀汉政权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定位到关羽大意失荆州是不准确的。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把注定蜀汉政权势必覆亡而没有任何统一机会的时间节点认定为公元249年前后——杜琼和谯周一次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实则暗流涌动的标志性历史谈话。
《三国志杜琼传》载：“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谯周在与杜琼的一次谈话中问道：“过去昔周徵君曾经说过，‘当涂高者魏也’，这句谶语是什么意思呢？”杜琼回答说：“‘魏’这个字具有宫阙的含义，横跨道路两边，显得巍峨高大，古圣人即取此意而类比之（代表天命统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权，而不是蜀汉）。”
公元249年，其实是蜀汉政权史上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时，蜀汉政权继续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国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谐顺。那么缘何却把这一年定为蜀汉政权由盛至衰、由进取而转到覆亡的分水岭，而无视于此前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历史事件呢？
像关羽失荆州、刘备夷陵溃败、白帝城托孤、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维段谷大败……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比两位儒生之间的交谈要震撼得多。
因为杜琼与谯周这次平淡无奇的交谈折射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开始痪散、人心开始浮动，理想和信仰开始崩塌。
所谓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间就是他们所赤诚守护的蜀汉政权是非法的。也就是说在公元249年前后，蜀汉政权内部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他们质疑蜀汉政权是否具有受命于天的政治合法性、质疑后主刘禅是否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性。
这在刘备与诸葛亮两个历史阶段是没发生过的。
或许会有人认为谯周、杜琼他们都是刘璋时代蜀地土生土长的蜀人，与刘备诸葛亮的入川集团不是一个政治队伍。然而我们却发现40多年后认为天命在魏的杜琼，他的名字当时也出现在先主即位的劝进表里。
谯周等大批益州士人当年纷纷苦心孤诣地为刘备称帝提供符瑞和图谶等天命依据，他们真正期望的是蜀汉政权能够在刘备领导下通过“嗣武二祖、恢复汉室”实现平定天下的政治夙愿，推动大汉帝国的第三次复兴。
出于这种政治理想和信念，谯周本人对诸葛亮推动的北伐事业表现出高度认同、投入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公元234年，当他听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的消息后，不顾刘禅的阻挠奔赴北伐前线进行悼唁。
《三国志》作为纪传体史书，对不同人物各自表述，虽然目的是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却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历史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各个历史事件都需要把各个相关人物的相关记载逐一罗列、比照，然后归纳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到蜀汉后期，谯周在谈话里提出的观点其实当时已经弥漫于蜀汉朝堂和军方高层。大将张翼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名将廖化提出“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汉后期坚持反战的决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盖了蜀汉朝堂的几乎所有方面、各个阶层，包括荆州方面的几乎所有蜀汉开国功臣和功臣后代人物，比如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廖化、樊建、董阙等。
蜀汉后期的政治生态，与刘备、诸葛亮时代的昂扬进取形成了强烈对比。刘备本人既有圣教徒般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执着，又有亡命徒般骠悍强大的心灵坚持。他的他的追随者屡屡在走投无路、几近毁灭时而仍能保持着超级旺盛激昂的进取意志，历经千挫百折、离散复离而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达到相对其身世、环境而言的人生至高点。
一个屡败屡战、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并最终初成基业的团队，到了后期转而全线颓丧、投降主义盛行，蜀汉政权这种极其诡异的政治演变，初始于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祎在施政期间治国战略的改变。
在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伐战略回归于现实主义过程中，执政者对于“嗣武二祖、恢复汉室”基本政治纲领高举轻放，遂使“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原则几被淡忘，“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最终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繁文褥节。这一点，刘备和诸葛亮也是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们的子孙对不起他们艰苦创业现实所在。
理想信念的完全消解，使得维系蜀汉政权内部精诚团结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开国功臣谯周于公元249年与杜琼的交谈中态度的转变，以及他在最后关头劝降后主刘禅，终于抽掉了维系政权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
蜀汉政权的最终覆亡，是理想与信念的全线崩塌，而无关于地域、无关于派系、无关于阶级阶层。反过来说，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集团最终能战胜一切，首先在于理想与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