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学说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兼爱”，意思是要求墨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关于“爱”，墨家与儒家是有区别的。
墨家提倡“兼爱”，这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
儒家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爱”。
墨家的“平等兼爱”是对儒家“差等仁爱”的否定，在墨子看来，儒家不兼爱的“仁”，不能算是“仁”。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
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
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因此，其“兼爱”具有反宗法等级制的特点，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墨子的“兼爱”还要禁止“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
“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相结合的，墨子的“兼相爱”和“交相利”理念，超越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片面性思想。
“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则有害于自身，墨子将伦理道德及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广义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严格地说，那种基于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平等的生命的“爱”，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是不存在的。所以，爱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导价值和普遍现象。
墨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是导致天下“乱”的主要原因。如果天下人能够做到“兼相爱”，假如人们能都“爱人若爱其身”，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那天下就太平了。
墨家学说认为儒家提倡的“爱有差等”是不对的，那是一种以亲疏关系为依托的“别爱”，爱本国人胜于爱邻国人，爱家乡人胜于爱外乡人，爱自己人胜于爱其他人是正常的。
而墨家倡导的是一种博爱主义，主张爱没有等级和差别，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别人的父母，爱自己国家一样爱别国，认为“爱人犹己”的兼爱才是爱的最高境界，才是社会需要建立的一种理想伦理，并以此达到天下大同。
如果盗贼看待别人的家像自己的家一样，就不会有盗窃的发生。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就不会有害人的人。如果大夫贵族不相互侵扰家族，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就不会有侵犯。如果诸侯不相互攻伐封国，看待别人的疆土就像自己的封国，不会有攻伐，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侵扰，国与国之间的攻伐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能相亲相爱，家族与家族也不相互侵扰，国家与国家都不相互攻伐，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当天下实行兼爱时，天下也就太平了。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了阶级之间的敌对和斗争。墨子没有意识到存在于阶级之间的，导致他们不可能相爱的社会根源。
他提倡不分任何阶级的“天下兼相爱”的社会理想和伦理理想，在当时充斥着战乱和纷争的特定社会环境里是不现实的，因而也不可能实现，只能是一种社会理想。
墨子的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可取性，它所倡导的这种博爱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无论所处什么时代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是对人性美好的肯定，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没有人天生就是邪恶和冷漠自私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友爱的群体，当我们都能做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时，这个世界就会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美好的人间。
人人都有爱与被爱的需要，但我们常常更关注自己是否被爱和被尊重，却忽视了获得爱和尊重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应该首先去爱并尊重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