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庚被灭，“三监”伏诛，但东夷仍不臣服。于是周公继续东征，经过三年的征伐，才得以平定这场动乱。据《吕氏春秋》所载，此次东征，范围极广，声势达于江南。而周公得胜，则基本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扩大了周的辖地，为后来成王、康王时期的平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使之成为西周王朝最稳定发展的时期，所谓“刑错四十年不用”，史称“成康盛世”。
但周人似乎天生有“生于忧患”的意识，周公尤然。至少他想不通，管、蔡、霍三人，都是文王亲子，武王手足，大周诸侯，为什么会从“监”人而变成与所“监”之人一起造反呢？最终使得自己不得不诛管逐蔡，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于是，他在年幼的康叔赴卫的时候，万般嘱咐，说：商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祸乱朝纲，不施仁政，最后导致诸侯举义。管蔡之流，却是无视朝纲，监守自盗，祸国殃民，自甘成寇。所以你到卫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
为了让康叔更好地记住，周公又把自己的嘱言写成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章，作为施政的要领送给康叔。
一则，康叔的封地卫国，是原殷人的腹心地带，民族问题尖锐，社会问题复杂；二则，康叔继三监之后而治卫，任重而道远。所以《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主旨皆在讲述“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
《康诰》为三诰之首，其目的更是如此。“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本就是周文王平天下的纲领。“明德”意在“保殷民”；“慎罚”则是依法行事，并且不可滥用。有的案情需要审慎的考虑，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则要“刑兹无赦”。通篇《康诰》，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就是为了让劝诫康叔勤勉从事，不可图安贪逸。正所谓“天命”并非不变，只有“明德慎罚”，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才能巩固大周天下。
至于《酒诰》，则是针对殷民酗酒的风俗而写的。其实，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别说聚会饮酒了。但殷商后期，酗酒成风，竟到了无可抑止的地步。周人因农起家，而酿酒则要耗费大量粮食，喝了之后又容易误事失言，所以周人是向来鄙视而不能容忍的。故而才有周朝禁酒一说。但是周公并非全面禁酒：在祭祀庆典之时，周人还是可以喝一点的；但殷人却没有这种限制，可以饮酒，然而群饮却是万不可行，不仅不能放纵，还要通通拿住，押解进京，也就是“以归于周”，并对外宣称“予其杀”。“予其杀”就是我将要杀，但是未必就杀，所以才“归于周”。这样大费周折，无非是不想给殷人留下“封（‘封’是康叔的名字）刑人杀人”的印象，避免刺激民族仇恨。不仅要避免这种形象，还要引导殷民“艺黍稷”，也就是种庄稼；或者“肇牵牛，远服贾”，“服贾”便是做生意，这正是商人所擅长的。总之，是让他们回归正业，不要贪杯酗酒。所以，对于饮酒一事，周公在政策上的区别对待，还是十分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