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倡之时
东汉末年，军阀长期混战，连年的战争给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用曹操的话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昌一带实行屯田，这是曹魏屯田制正式确立的时间。
屯田制的推行需要一个酝酿的过程。一般认为，曹魏阵营中最早提倡屯田的是枣祗，严格说来，最早提出屯田战略的可以追溯到毛玠。
毛玠是曹操的重要谋士，曾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为人们所熟知。实际上，毛玠提出的另外一条建议也同样重要，可以与“奉天子以令不臣”并称两大基本国策，奠定了曹魏霸业的基础。《三国志·毛玠传》中记载了毛玠的建言：
“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前半句“奉天子以令不臣”说的是如何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后半句“修耕植，畜军资”则意在说明经济基础对于军事活动的重要保障作用。曹魏今后怎么走，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毛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是初平三年（192年），比屯田制正式实施早4年。
这段时间，正是曹操收编青州黄巾的时间，那个时候曹操最大的收获不是青州军队，而是军队背后大量的随军人口，数目有百万之众。这些人口多是离开家乡的失地农民，他们自带农具、耕牛，且战且耕。曹操收编他们之后，也借鉴他们的做法，将这些有生的劳动力量与拥有的土地相结合，得到了巨大的生产力，这便是屯田制的雏形。
实际上，毛玠提出“修耕植，畜军资”建议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屯田的事了，徐州牧陶谦就曾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负责管理屯田事宜。地荒人稀的局面对于任何势力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军粮严重短缺，传统郡县制度下的赋税收入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另辟蹊径。
二、屯田之法
最早提出具体屯田措施的是枣祗，他建议曹操利用缴获的农具、耕牛，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曹操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
枣祗将荒芜的农田收归国有，将招募的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农具和耕牛，交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民按比例分成，后来又下令军队屯田。屯田制得以广泛推行，解决了钱粮用度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屯田军民自身的生计问题。
屯田的类型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 50 人为 1 屯，屯置司马，在各地设有田官专司屯田，不受郡县约束，如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等；军屯每60 人为1 营，他们边打仗边开垦。
屯田采取征收租税的方式，即枣祗倡导的“分田之术”，由国家提供土地等生产资料，收获的粮食按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对分。
虽然屯田军民的粮食收入被分走了一部分，而且人身被束缚在土地上，但是他们获得了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而且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因此屯田顺利实施，曹魏势力得以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积累钱粮，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三、权益之计
对于屯田军民来说，参加屯田是战乱时期身不由己的选择，相比先前安定的时期，实际上生活没有变得更容易。
首先，失去的土地没有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是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借给他们使用，他们因土地而派生出一种新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次，他们除了担负耕作的义务，收获时候缴纳地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和徭役，多是与屯田相关的建设、运输之类的杂役，只有特别困难，才有可能得到减免。
最后，分成比例要根据实际需要动态调整，到了曹魏后期，分成比例达到官八私二，出现了一些逃亡的屯田民。
对于曹魏势力来说，屯田同样也是权益之计，屯田制度是战乱背景下安置民众、积累物资、扩充实力的重要途径，但它只是危机情况下的应急方法，不能将这种战时的状态作为长期的制度存续下去。
屯田制度解决的是“人无地种，地无人耕”的畸形局面，并不意味着它比传统经济秩序更先进，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屯田制度必然与郡县制度发生冲突，事实上，屯田制度最终还是回归到了郡县制度。
四、齐民之术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土地是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涉及的拥有、使用、改良、产出、分配等一切问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关切。在涉及土地的诸多制度上，经历过数次变革，但是无论怎么变，分配的规则都是相对稳定的，这依赖于传统社会编户齐民的治理模式。
东汉末年的屯田制度，是对依赖于编户齐民的郡县模式的冲击。不仅仅是曹魏，早期的陶谦、公孙瓒，后期的吴、蜀，也都采取屯田的方式，甚至后世也有不同程度的效仿。他们为什么要实行屯田呢？最关键的是因为旧有郡县模式的分配功能失灵。
屯田制度在特定的情况下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屯田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分配的使命。屯田民不纳入编户，实际上是纳入屯户，这是原来的自耕农所不情愿的，编户比屯户有更大自主权，屯户比编户有更多强制性，这一时期爆发出的生产效率不是内在驱动的，是不可持续的。屯田民比统治者更加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而不那么关心谁胜谁负。
屯田制度实施后，屯田区与郡县实行两套互不干涉、相互平行的管理体系，直到魏文帝时期，双轨制的状态随着民屯的取消而得以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屯田制度的角色更像是郡县制度的过渡，而非替代，编户齐民的郡县制度才是传统社会治理的主流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