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这个词，长期以来，都支撑着国人对中国历史的骄傲，惹来的争议，也是相当多。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世界意义有多大”这事，闹出来的“吵翻天”的场景，更是十分多。
不过，有一群人，比起现代人来，确实更有发言权：中国“四大发明”西传后的明清年间，同时代的欧洲学者们。他们眼里的“四大发明”，分别都有哪些意义呢？这事儿，倒可以一样一样来说。
一：对指南针“不认账”
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历程里，对欧洲带来“化学反应”的一项，正是指南针。装载了指南针的欧洲船舶，从此开出了地中海，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频繁驶向未知的海洋。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里，低调的指南针，就是催化剂！
但对指南针的“版权”，至少明清同时代的欧洲人，并没记在中国头上。虽说北宋年间时，以《萍州可谈》等史料记载，中国的海船上就已装备了“指南浮针”。但欧洲人在13世纪时接触到航海指南针，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也正是从13世纪中叶起，欧洲学者们开始钻研指南针背后的磁石理论，终于在明代万历年间时，形成了近代磁力学。他们的航海指南针，也在这一系列研发里，一代代升级。
所以，当时的欧洲人，对“指南针哪来的”问题，基本是俩观点，要么是来自阿拉伯，要么是来自自家研发。直到明代隆庆年间时，出使明朝的西班牙人拉达，记载了中国船舶上的指南针，欧洲人还啧啧称奇：原来他们也有指南针。
不过，当明朝年间，欧洲人来到中国沿海时，他们的指南针技术，也已经后来居上：明代的船舶，用的主要是“水罗盘”，即“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而当时的欧洲船舶，已经有了更加轻便的“旱罗盘”，即中国史料里的“旱针盘”。明朝“隆庆开关”以后，这种旱罗盘也迅速在中国风靡，装备这种“新型指南针”的明朝大船，不但扬威露梁海，痛打倭寇舰队，更从此开出国门，开辟了那个红红火火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代。
比起较真“版权”，积极的学习才是真理。
二：对印刷术“从不认账到认账”
与指南针一样，欧洲的印刷技术，也经历了一个独立发展的过程：十四世纪初时，欧洲人的书籍，还像中国魏晋时代雇“书佣”一样，主要靠雇人抄录。十四世纪晚期时，从东方传来的雕版印刷和木活字印刷，开始在意大利德国等地普及。1444至1448年，德国人古腾堡结合前人成就，创立了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是为西方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明朝中后期时，当一批批西方学者造访中国后，在亲历了当时明朝出版业空前发达的盛况后，他们也终于确认：印刷术的源头，就是中国！
比如曾在明代嘉靖年间的广州生活过的葡萄牙人克鲁兹，就在其著作里描述了广州发达的印刷术，不但能印制琳琅满目的图书，还有各种精美的图画，甚至告诉欧洲人“比我们早900年中国人就有印刷术了”。十六世纪中叶意大利历史学家焦维奥的《当代史》里，也给出明确的论点：“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之前，（印刷术）就通过西徐亚和莫斯科公国传到我们欧洲”。
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几乎成了“中国通”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更以详尽的笔墨，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大赞中国印刷术“十分巧妙”“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副本”。更感慨明朝强大的印刷技术，让明朝“发行了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出奇的低廉”。而同时代与利玛窦交往的明朝人，比如明朝学者王肯堂，在看过了利玛窦带来的欧洲书籍后，对当时欧洲人的印刷技术，也是“甚异之”。
只有开放的交流，摒弃自大偏见的学习，才能真正看到彼此的优点。
三：对火药武器“有吐槽有好评”
与指南针一样，中国明清时代时，欧洲人的火药武器装备，也是好些方面大幅度反超。明朝正德年间侵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船队，就给明朝水师展现了更强大的火铳与船炮，从此引发了明朝军队仿制西方武器的热潮。不过，对于火药的“发明专利”，他们也是认的。
比如最早与明朝发生冲突的葡萄牙，其历史学家巴洛斯在十六世纪中叶的《亚洲史》里就认为，早在葡萄牙来到亚洲前，中国就已经懂得使用火炮了。西班牙学者门多萨则认定，中国人使用火药的历史，要比西方早1300多年，所以“中国人才是首次发明家”。
不过，初来中国的欧洲人，对明王朝的火器装备，也是常见各种差评，就连早期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里，都吐槽明朝的火炮“虽大而劣”，明朝的火枪“质量非常低劣”。但是，那些跟明朝沿海精锐部队交过手的欧洲殖民者们，显然不这么想。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里，就记载了一位西班牙战舰舰长，对明朝火炮的评估：“比我们造的好，更有威力！”
这样的评价，也契合当时明朝的军事实际，虽然在许多枪炮技术上，明朝已落后于欧洲，沿海卫所军队的装备更参差不齐。但当时明朝，也有着世界先进的冶炼技术和复合炮管技术，足以生产威力强大的火器装备。对这事儿，直到清代鸦片战争时，英军都承认：当时清军用的复合管炮，还被英军缴获后掰碎了研究，用于改装自家管炮——看到并积极学习对手的长处，正是近代西方武器突飞猛进的原因。
四：对造纸术的“疯狂学习”
而要论明清年间，最让欧洲人连呼差距巨大的，就是中国造纸术。
虽说在十五世纪时，欧洲国家的造纸术就初具规模。但当时的欧洲造纸作坊，生产出来的纸又粗又硬，而且大纸也造不了。直到欧洲人踏上了明朝土地，他们才见识到了中国纸。16世纪中叶，荷兰人拜克斯就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纸，但他那时怀疑，这精薄的中国纸，是不是也和中国丝绸一样，是“蚕丝所造”呢？
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荣，晚明年间，明代的图书也漂洋过海，大量来到欧洲。明朝万历年间时，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就大量收藏中国书籍。仅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就向牛津大学捐献了一千多册中国图书。而图书上那一页页精美的中国纸张，更让欧洲人爱不释手：怎么中国人造的纸，就能这么精薄？
而欧洲传教士的记载，更让当时西方传教士们开眼：原来中国人不单能造薄纸，还能造出12尺以上的大纸？要知道，当时的欧洲造这样的纸？想都别想。
于是，到了1765年，即中国清代乾隆三十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也发了狠，给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下了硬任务，一定要把中国造纸的各种技术完完全全“照搬”来。随后，从米浆粘纸技术到纸药技术等一系列中国造纸的“核心技术”，就这样火速登陆欧洲，助推了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造纸技术的井喷发展。
这样的“发狠”，值得我们骄傲，却也更值得我们深思：那个欧洲人在发狠学习的年代，不也正是中国的国门紧闭，闭关锁国到达顶峰的年代？优秀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自大的资本，相反，应是指引后人走得更远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