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是清朝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在之前光绪帝17岁的时候，慈禧决定要还政给光绪，自己搬到修好的颐和园里养老，朝廷内的事情就不再过问了。权力的交接仪式准备在慈禧60大寿上进行，因此1894年不仅仅慈禧生日这么简单，还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调整，相当于建国大典。从1894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慈禧就开始赏赐那些跟随她几十年的一些大臣，为权力交接做好准备。

慈禧60大寿
靠不住的洋人
李鸿章不想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庆典被战争给搅黄了，因此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想通过多种手段，把战事给平息下来，等到庆典结束之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如果实在不行，那就趁着生日前，打赢这场战争，给太后一份生日贺礼，可是从战争的进程来看，这个任务很难实现。
1894年6月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李鸿章此时却束手束脚，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国际调停上，他用各种方式，包括自己身边的外交人脉，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调停这场战争。本以为英国会顾虑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倾向于清朝这边，但是英国此时却站在日本这边，因为它希望通过日本遏制俄国。美国从来都是实用主义外交，不会主动介入战争的调停，他们只关心美国在远东的自由贸易。
李鸿章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俄国这边，实际上一直到最后，俄国也没有能够有实现调停。不过李鸿章的人脉还是发挥了作用的，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三国干涉，让日本退还了辽东。清廷在调停方面做过多方面的努力，比如恭亲王亲自出面，让当时的税务司司长赫德出面调停，但是到最后也没有能够实现。
清帝国还委派了一位德国人德璀琳去日本进行和谈，德璀琳是清朝的一位雇员，也是中国女婿，清廷觉得让一个外国人去，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至于丢面子。但是当他来到日本之后，日本政府根本就不把他当回事，接洽人都找不到。当时日本人觉得清朝政府这是不负责任，如果想议和怎么能派一个洋人来谈判呢？结果根本就不接待。德璀琳连清朝委托他递交给日本政府的文件，都交不出去，之后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把文件寄给了日本政府，然后就这样灰溜溜地回来了。
之后日本通过美国公使告诉清廷，谈判的通道并没有堵死，但是要有谈判的诚意。于是清廷委派总理大臣张荫桓，以及刚刚任命的湖南巡抚邵友濂去日本谈判。虽然张荫桓没有功名，但是做过多年的公使，曾经担任驻美国、古巴、意大利的公使，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国际视野很足，而且也很会表达。
可是见到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之后，日本拒绝和谈，这让张荫桓和邵友濂顿时懵了。在被凉了几天之后，于是让伍廷芳去见了伊藤博文，10年前伊藤博文在天津和李鸿章会面的时候，曾经和伍廷芳有一面之缘，见到伊藤博文之后，伍廷芳说：“伊藤首相，中堂大人向你问好”。之后伊藤博文告诉伍廷芳，如果清朝真的想和谈的话，不应该拿一个巡抚来糊弄人，要有对等的关系。
当时能够和日本首相对等的只有恭亲王和李鸿章，恭亲王此时身染重病，在之后几年就去世了。现在只剩下李鸿章了，而此时他正是对日作战的指挥官，接到朝廷命令之后，在天津移交了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回到北京和慈禧、光绪皇帝、军机大臣等商议对策。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一百多人的代表团，来到日本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和谈，代表团除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还有一个美国律师科士达，科士达原是美国国务卿，是一个法律专家，是当时清廷首席法律顾问以及外交顾问。虽然这次和谈科士达给人的印象是，一会站到清朝这边，一会又会站到日本人那边，经常劝李鸿章接受某些条款。
但是从历史资料中看到，李鸿章在谈判当中经常用清朝官场的规则，对于西方的规则非常不理解，比如他在和谈当中经常会讲，能不能给他一点面子？其实日本不认这些东西，日本已经与西方世界接轨，更看重西方游戏规则。
这次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和谈，虽然清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毕竟是战败国，而且和谈过程中，日本维护了清朝的基本尊严，以及一些基本权益。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伊藤博文这些政治家对世界各地的了解，以及与列强的关系，远是清朝所不能比的。比如1894年8月12日的英国《每日新闻报》分析说：“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
甲午战争期间正在做战地报道的随军记者（《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其中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记者跟随日军，当日本在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的时候，还聘请美国专栏作家豪斯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在当时西方媒体眼里，清朝和日本是代表着野蛮和文明，当时纽约《先驱报》认为，如果日本一旦失败，将会让朝鲜重回清朝的野蛮统治。
这次谈判，李鸿章提出先停战，然后再和谈，可是当时日本军队正处于进攻态势，而清朝军队一溃千里，从朝鲜一直溃败到国内。伊藤博文提出的条件是，把清朝的大沽口、天津以及山海关移交给日本。李鸿章认为自己当了25年的直隶总督，不战而把这些抵押给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的天津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各个国家在天津发展的都非常快，已经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港口，决不能划给日本，结果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
谈判过程中，李鸿章总是习惯于国内的规则，让别人看重他的身份，可是日本人此时的目标不是要征服亚洲，而是称霸世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把它的战略目标定为世界大国，成为世界大国不仅仅是经济上衡量的，还有应有的国际地位，因此很在乎国际社会如何看它。
第二次谈判实际上也是不了了之，因为之间的分歧实在太大，由于日本胃口太大，光绪帝非常生气，只能边战边谈，而此时的日本已经翻译出了清朝的电报，于是加紧对台湾、澎湖列岛的进攻，为割让台湾做好准备。
在第三次谈判结束之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小山六之助的日本浪人，拿手枪打中了李鸿章，子弹从左眼进去，从右眼出来，幸亏没有致命。李鸿章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被枪击之后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惊慌，彰显了一代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这次的谈判僵局因为他的受伤迎来了转机，日本人担心李鸿章就此返回国内，置日本人于不义之地，此时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日本这次的刺杀行为。当天晚上，日本天皇、皇后，以及日本朝野各界都以不同方式去慰问李鸿章，特别是天皇还委派自己的御医为李鸿章看伤，治疗。
李鸿章当晚和幕僚们商议是否回国的问题，又是美国顾问科士达提出，如果回国，这场战争将会一直拖下去，对清朝不一定是好事，另外回国之后的医疗条件不一定比日本更好，不如利用这次受伤，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利益。
所以当李鸿章带伤回到谈判桌前的时候，日本方面也为之动容，非常感动。第二天日本就宣布停战，这是之前谈判一直哀求没有得到的条件，但是因为这一枪解决掉了。于是在1895年3月30日，日本先同李鸿章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日本承诺停战三个星期，在此期间清朝和日本要完成全部的谈判项目。
此时日本也不再要求把山海关、天津以及大沽口交给日本了，最终形成了共计十条的讲和条件，其中重要的四条是，第一要求朝鲜的独立，第二割让奉天南部、台湾和澎湖列岛，第三赔偿日本的军费，第四开放新的通商口岸，要求新开顺天府、沙市、湘潭等七个地方口岸，降低日本的关税等。同时同意日本人在各个通商口岸从事制造业，可以办厂，这就是之后的《马关条约》。
在我们的历史上，一直称呼《马关条约》，其实条约真实名称为《日清讲和条约》，为什么日本一直强调在清朝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自由办厂呢？其实在10年前，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就在天津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在1885年，伊藤博文就和李鸿章讲，中堂大人，你们这样做是不可行的，没有一个综合配套，不发挥义务教育，不释放社会，军队也不改革，只有坚船利炮是不行的。而且当时清朝没有一家银行，没有一家自由资本主义的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甚至是两江总督的。
当时李鸿章不认为日本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一直坚信清朝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是对的。但是当战争打响之后，李鸿章发现过去十几年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这些弊病都出来了。两江总督虽然手里有钱，比如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都有很高的利润，但是企业要发展，借不出任何钱给清政府。而战争开打，各国金融要保持中立，因此清朝和日本都拿不到贷款，只能依靠企业自留资金来拼这场战争。
在《马关条约》中，李鸿章几乎对所有条件都接受，但是对于日本企业可以在华自由办厂，自由投资，自由汇出资金的条款非常害怕，认为当时清朝货币必须严格管制，于是让伊藤博为对这项条款进行保密，伊藤对此笑而不答。其实清朝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是从内部发生的，而是由外部打破的。
至于赔款，如果不是李鸿章挨了那一枪，日本的三万万两白银不会减为两万万两。其实李鸿章谈判过程当中能够擅自做主的空间非常小，每次都是把日本谈判条件发到北京，由军机处、皇上、太后、总理衙门仔细研究之后，才予以回复。虽然在自由投资，自由贸易上一直坚持，但是这项政策的复杂程度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可以日后商议，于是也同意了。
一直到谈判的末尾，李鸿章还是希望，伊藤博文能够看在他的面子上，再减免5000万两白银。1895年4月17日上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以各自总理大臣的身份签订了，给予当时清廷足够尊重的《中日讲和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