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6年，张献忠抗清牺牲后，孙可望当大西军的领袖已经6年，应该说是地位稳固了，有很大成就，从一个流寇，壮大为一个机构健全的国家，稳居云贵，兵力雄厚，可以与鞑虏分庭抗礼，超过了当年的张献忠。在1652年南明反击鞑虏，是孙可望组织的。李定国的胜利，同样是孙可望的荣耀。而且，孙可望本人，以及他的大将冯双礼也参加战役，也有胜利。所以，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说法，就很可疑。
至于猜忌，也不成立。通常是君主坐镇首都，派大将领兵远征，才会产生猜忌，后来李定国对刘文秀的猜忌就是代表。但此次作战，孙可望是亲自带兵出征，李定国就是他指挥的，又怎么会产生猜忌呢？
然后，鞑虏增兵，李定国吃了一些败战，柳州、衡州等城得而复失，特别是刘文秀出兵四川，被吴三桂打败。我军形势不利，所以孙可望召开军事会议，非常必要。凭什么就断定是要杀害李定国？而且这个推断很不合情理，在大敌当前、吃败战时，杀自己的大将。孙可望如果是这样的糊涂蛋，怎么可能在此前有那么大的成就？
而且，近期李定国是战败，谈不上嫉妒。
李定国的才能，也比较可疑。在他脱离孙可望后，接着进攻广东，兵力是比广东鞑虏更雄厚。却失败了。也许他只能是一个前线大将，不是帅才，缺了孙可望的整体战略管理，就不行了。他却把失败推脱给郑成功，不支援他。真实情形是，郑成功的实力弱小，当时已经北上长江作战，哪有力量支援他？只能是派少量兵力，在广东沿海虚张声势。
再看看南明另一大将刘文秀，我大概可以猜测出当时的情形：
以前，他们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只有兄弟排行的先后，没有上下之别。张献忠死后，孙可望就是大西军的领导者，与李定国、刘文秀就有了上下之别。孙可望此后的成就，更增高了威信。所以，李、刘越来越嫉妒孙，携手对抗孙（艾能奇牺牲）。
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
这个情形，和努尔哈赤死后的后金很相似。皇太极的处置方法是，毫不手软，打击兄弟，剥夺兄弟的军权。
但是，孙可望手软了，维护兄弟情份。面对李定国的强悍，孙可望只是拷打了李定国一次（隐约传言，我一直没找到详细史料）。从后面李定国还能打仗来看，显然这个拷打很轻微，没有致伤，没有剥夺他的军权，孙可望是以诚相待，只要你改过，我就不究。而且在初步获胜后，马上主动请求永历皇帝，封李定国西宁王、刘文秀南康王。如果是嫉妒、猜忌而暗害，怎么会这样做呢？
孙可望对刘文秀也是重情宽待。
刘文秀攻打四川战败，逃回。孙可望没有杀他，仅仅是撤了他的职。这个处罚很轻微的。可他不忏悔，是仇恨孙可望。就是他派儿子向李定国挑唆，孙可望要杀李。李定国前不久获得大胜，但很快又失败，所以心理严重失衡；在挑拨下，他真的以为孙可望要杀他。他本来就嫉妒孙可望，所以一怒之下，领军出走，破坏了抗鞑大局。
1653年，孙可望计划与郑成功夹击长江沿线（鞑虏控制），立刻就恢复刘文秀的职务，派他出兵。可他就拖延着不去，还四处串联（包括永历皇帝），造孙的篡位谣言。孙为了控制局势，只好搁置作战计划，把大好机会丧失了。这绝对是大罪。孙可望还是没有杀他。
看来，独裁，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各行其是，一个团体必然没有战斗力。
慈不掌兵，确是有道理。努尔哈赤，为了防止分裂，连自己的同母亲弟弟（两兄弟携手创业，立下大功）都处死了。延安整风，是同样道理。孙可望就应该及早出手，剥夺李定国和刘文秀的军权，甚至处死一个，整肃军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