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43篇文章。　

明朝在大黑暗时代中停滞如故，政治更为黑暗，于是，饥饿愤怒的民众终于把朱姓皇族推翻。然而，李自成却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

代明而起的，是乘虚而入的满洲人爱新觉罗皇族组成的清政府，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

后金汗国崛起东北

1616年，即万历皇帝朱翊钧展示威风，“拿下大臣”事件的第二年。位于北京东北700公里的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女真部落一位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这是明王朝第一响丧钟，28年后，他们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于十二世纪时，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活捉了当时宋王朝的两个皇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们分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

1、黑水女真，住黑龙江下游一带

2、海西女真，住东北平原一带

3、建州女真，住图们江一带

十五世纪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李满住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

所谓“卫”，即军事屯垦区。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现今俄国海参崴稍北的双城子。不久，黑水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我们用下表说明：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大明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大明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

到了1583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酋长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

这是一件缺乏积极证据，但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寻的陷害谋杀疑案。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觉昌安适时的被烧死，塔克世也适时的被自己方面的军队，即明政府的军队所误杀。当时就传说纷纷，认为是尼堪外兰和李成梁的阴谋，目的在铲除日后潜在的敌人。

阿台的覆灭和觉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卫的政治组织瓦解，部落星散，各自为政，这正是明政府所企求的。然而，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

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不堪继母的虐待，离家流浪到当时中国东北重镇抚顺（辽宁抚顺）。因祖父和父亲跟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缘故，他有机会出入辽东兵团司令部（在辽宁辽阳）跟李成梁的私宅，对明政府的贪污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又因广泛地跟汉人来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开阔，他追求高等知识过程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落爱戴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努尔哈赤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后剩下的数十名部众。他收拾残局，忍辱负重，捕杀背叛大明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耿耿。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大明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即利用这个官衔所赋予的影响力，壮大自己。

三年后（1586年），他击斩尼堪外兰。

25年后，即1616年，羽毛丰满，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的他祖先们的金帝国的大业。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脱离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对抗的理由。

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发表七大恨的次年（1619），大明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这位在保卫朝鲜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债帅，动员精锐边防军九万人，包括从南方出击的朝鲜兵团一万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准备一举把这个初起的叛乱集团摧毁。

努尔哈赤集结六万人抵抗，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鏖战六天，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兵团投降后金，而后金汗国只死了二千余人。

努尔哈赤乘胜进攻，一连攻陷开原、铁岭。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出击，从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

两年后（1621），后金汗国攻陷抚顺、辽阳、沈阳。明政府任命熊廷弼担任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而另任命王化贞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官（辽东巡抚），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流行的双线领导制度，目的在互相牵制，防止叛变。

总指挥和司令官的权力和责任，很难划分，熊廷弼是继于谦之后大明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对领悟力较弱的蠢庸之辈，感到不能忍受，所以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僚政客，尤其厌恶他，他的官位虽然理论上比王化贞稍高，但王化贞有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作强硬的靠山，所以熊廷弼指挥不了他。

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亲兵部队，驻防山海关（河北秦皇岛东北），王化贞则拥有重兵六万，驻在山海关之北240公里的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跟十一世纪的范仲淹一样，善于对内宣传，他宣称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大军立刻就可以把努尔哈赤一举荡平。

熊廷弼深知道边防军腐败已极，没有战斗力量，坚持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但王化贞壮烈的言词，和用克扣军饷行使贿赂，收到预期的效果，北京大多数重要官员都支持王化贞，一致抨击熊廷弼懦弱无能和刚愎自用。

问题是，努尔哈赤并不支持王化贞。第二年（1622），当王化贞兴高采烈地招降纳叛，准备出击时，后金兵团先发制人，用闪电战术突击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六万人覆没，只身逃走。

这次战役跟熊廷弼无关，但宦官巨头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三年后（1625）斩首。熊廷弼死时，王化贞虽然也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在大量贿赂下，高级官员继续支持他，并且有数万被雇佣的职业群众，在北京街头示威，为卓越的王化贞将军呼冤。

王化贞的失败，使明政府在东北的土地，即辽东军区，丧失了99%，山海关外，只剩下锦州（辽宁锦州）、松山（辽宁锦州南松土堡）、宁远（辽宁兴城）三个孤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北110公里，由年轻有为的将领袁崇焕防守。

努尔哈赤于击败王化贞后，即把首都从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迁到刚从明政府手中夺取的辽阳（辽宁辽阳）。三年后（1625）再迁都沈阳（辽宁沈阳），步步进逼明帝国。

1626年，努尔哈赤亲统11万没有战败过的精锐兵团，围攻宁远，企图把山海关外的明政府的势力，全部肃清。结果遭到失败，努尔哈赤被守军使用的葡萄牙巨炮击中，重伤而死。

清帝国以战迫和

努尔哈赤的逝世对后金汗国没有重大影响，这是新兴政治力量的一种重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于老爹死后的次年（1627），对宁远发动第二次攻击，被袁崇焕第二次击退。皇太极在回军途中顺便进攻锦州，又被守军击退。

明政府宣传这次战役是“锦宁大捷”。

皇太极同他老爹一样的干练，他综合分析宁远城外失利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明政府虽然困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民变，日趋衰弱，但边疆上的重点实力仍不能忽视。他希望跟明政府和解。只要明政府承认他的汗国存在，他愿意结束战争。

于是，皇太极采取行动，一是用武力征服南方的朝鲜王国和西方的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政府的左右两翼；一是绕过宁远（辽宁兴城）和山海关，从另外的道路，攻入长城以南，对明政府施以压力。

这两者他都做得非常成功，朝鲜国防军溃败，在亡国和屈服之间，选择屈服。蒙古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被击败后，向西逃亡，死于青海湖附近，他的儿子投降。后金汗国遂跟大明以长城为界，开始发动一连五次以战迫和的入塞攻击，完全采取蒙古帝国初期对付金帝国的挖心手段。我们把这五次攻破长城，深入大明心脏地带的战役，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腐败的明王朝政府手中的万里长城，已成为脆弱的篱笆，丧失了它所应具有的防御北方蛮族的功能。后金汗国在稍后也拥有葡萄牙巨炮，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轰出一个缺口，长驱直入。

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400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

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袁崇焕，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

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小说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

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

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崇祯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

——过了16年，后金汗国（此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袁崇焕冤狱，为后金汗国铲除了一个最大的劲敌，但皇太极仍继续追求和解。他发现汉民族对“金”这个国名，和“女真”这个族名，有一种无法泯灭的憎恨感情，阻碍两国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总酋长的称谓。于是，就在1636年，第一次入塞撤退后，采取一项重大而激烈的改变：取消“金汗国”，改称“清帝国”；取消“女真”，改称“满洲”；取消“可汗”，改称“皇帝”。并且进一步取消自己原来的汉人姓氏“佟”，改姓女真姓氏“爱新觉罗”，彻底泯灭“建州女真”和“建州卫”臣属过大明的那一段历史。另外，杜撰满洲人的起源，宣称是三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的后裔。

为什么改称满洲？历史学家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可能为了纪念建州卫的创立人，他们伟大的英雄祖先李满住。“满洲”“满住”，声音相似。这不是没有前例的，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吐谷浑汗国，就是用他们祖先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和汗国的名字。

自此次改称之后，清帝国对“金”、“女真”、“可汗”，无论在文件上或书籍上，全部一笔勾销，好像地球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当然他们无法没有遗漏，所以我们才知道。

不过，和解仍不能达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像朝鲜一样的藩属。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

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

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帮助赵构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汉人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奸，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

1638年，明王朝已残破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入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

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和解谈判阶段。

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木匠皇帝与魏忠贤

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1644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城，28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1620）逝世。他死后，34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30天，一病而死，16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即沉醉于做木匠的天启皇帝。

在朱翊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16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翊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

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内阁）。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

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

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

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

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晋升高一级的“五彪”阶层。他训示扬州（江苏扬州）行政长官（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干？”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发动一项歌功颂德的专案作业，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场所，但摇尾系流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魏忠贤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发明这种新型摇尾形式的，是高级官员之一的浙江军区司令官（浙江巡抚）潘汝祯，于1626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跟进，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

当欧洲人疯狂地向亚洲、美洲侵略，后金汗国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大明各地民变风狂地涌起之时，明政府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疯狂地谄媚。

不过，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就在发动建立生祠运动的次年（1627），他的权力魔杖木匠皇帝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没有儿子，由他19岁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跟着从高峰跌下来。

魏忠贤当权仅仅7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

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1629）开始的。

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1627），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为了便于阅读，已经翻译成白话文）：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

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

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

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们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善良的中国人痛苦地向上苍呼喊：“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夭，你塌了吧。”

一些有头脑的饥民为了活下去，他们拒绝吃观音石，集结起来，向官员和乡绅强行夺取食物。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陕西省到河南省，从武昌（湖北武汉）到成都，全国沸腾。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样最为著名，他们正是马懋才所说的陕西省安塞县附近的饥民。

张献忠是安塞县西北130公里延安卫柳树涧（陕西走边东）人，号称八大王。

高迎祥是安塞县东北130公里米脂县人，号称闯王。高迎祥在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的那一年（1636），被明政府军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乱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这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21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后也因朝廷剪裁驿员而失业，沦落为一个贫苦农夫。

李自成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场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教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那些欠债的穷人。

看守李自成的狱卒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围观的群众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

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群众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林中一拥而出，为首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竟跌死了，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群众据获。

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间，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们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茁壮，又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员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非常残酷（我们不能想像那个艾姓乡绅跟他仆人们的命运）。

明政府认为这种到处觅食的武装饥民是流寇，流寇的头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恶狡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乱匪徒。

明政府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他们，一是讨伐，一是招降。

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比饥民们仅加之于官员和乡绅身上无情的报复更甚。1634年，评议部主任委员（给事中）吴甘来的弹劾案，可代作说明，他在给皇帝朱由检的奏章上说：

“山西军区总司令（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中原（河南省）人民对曹变蚊所属军队的恐惧，远过于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军官们却一点不动心的把他们屠杀。”

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像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但饥民投降之后，即令幸而不被指控为“诈降”而加屠杀，也会终于被迫再叛。1638年，张献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带。第二年（1639），忽然呼啸着拔营而去。临走时，在城墙上公布使他们不堪负荷的勒索贿赂的官员们的名单和已经勒索到手的款数，在名单后他们声明说：“不向我们要钱的，只有兵备（中级军官）王瑞柟一人。”

张献忠如果不早日脱身，一旦财货被勒索罄尽，而官员们却不相信已经罄尽时，他的结局可以预卜。

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曾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检。任何高级官员，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总司令，都必须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钱不行的，那些债官债帅当权之后，要想他不贪污，绝不可能。朱由检杀的贪污官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官员们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贪污，而是不被发觉。

饥饿的武装群众也开始转变。1640年，李自成得到两位知识分子（举人）李岩和牛金星的合作。

李岩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谨的时候，他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感激他，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

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就也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岩掳去，强迫他跟她结婚。

李岩不甘心做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但明政府却把他逮捕下狱，通匪的证据既然如此确实，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岩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为李自成的智囊。

他们所以选择李自成，跟纪元前三世纪，张良、韩信所以选择刘邦一样。不是每一个群众首领都有政治头脑的。像张献忠，他只能成为真正的流寇。

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的辅助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四年后（1644），李自成攻陷陕西西安，就在那个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顺帝国，并立即北伐。

崇祯朱由检的下场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崇祯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

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明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

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

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

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

朱由检常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

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

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

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大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

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公爵朱纯臣，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

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大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

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276年，到此算是灭亡了——后面虽然还有被称为南明的残余政权，但已不成气候。

朱由检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大概意思：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民众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大明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

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逆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大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公爵朱纯臣和另一位伯爵吴襄，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

不过，大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150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唐末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再也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

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问：“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家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问：“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

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

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后来，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1642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1643）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1643）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

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17年前（1626）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6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

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不久就死了）。

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大明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入关。

李自成亲自统军攻击吴三桂，在山海关下会战，正鏖战到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帝国的满洲兵团从侧翼发动突袭，顺兵团蓦然间受到穿着奇异服装、发着奇异号令的生力军的攻击，不禁大声喊叫：“鞑靼兵参战了！”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被旧王朝腐败病菌迅速侵蚀的顺兵团，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战斗力霎时崩溃，战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溃退的浪潮，跟四世纪时苻坚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团溃退的浪潮一样。一泻千里的颓势，使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但在吴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无法立足，就再放弃西安，向东南逃亡，行军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独自率领二十余骑兵通过九宫山（湖北通山东南）时，被村民误杀，部众溃散。

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地进入北京，他们宣称是被请来帮助驱逐“流寇”的。现在，“流寇”已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多尔衮把清政府从沈阳迁到北京，一面督促吴三桂兵团继续南下，一面派他的满洲兵团和投降过去的一些汉奸兵团，向长江流域进攻，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力量。

大明残余政府的彻底覆灭

明王朝的残余力量努力反抗，一连串三个皇帝出现在江南，企图阻止清军前进。可惜烂苹果堆里不可能挑出好苹果来，他们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阳被杀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大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轻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

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13个月，北京陷落后的第二年（1645），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第二位是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聿键，南京陷落后，他辗转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团司令官（福建总兵）郑芝龙的拥戴，继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郑芝龙只是把朱聿键当作筹码，并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涌南下的清军秘密联络，把北境要塞仙霞关（浙江江山南）的守卫撤除，满洲兵团大摇大摆开进来。朱聿键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处斩。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福州陷落后，他在肇庆（广东肇庆）即位，随后就跟张献忠之类的流寇一样，被清军追逐，在西南地区诸省，不停地狼狈逃亡，对清政府统治全中国的安定局面，已不能发生影响。他就在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下，支持了16年。1661年，朱由榔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缅甸王国，搭建草屋，在边界蛮荒地区，跟土人杂居。但缅甸无法抗拒清政府的压力，便把朱由榔交给坐镇云南昆明的吴三桂，吴三桂把他绞死。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294年，到此彻底灭亡。

——跟明王朝同时结束的，还有漫长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朱由榔16年颠沛流离的小朝廷中，宦官当权的传统没有改变。最后一位宦官巨头是司礼太监马吉翔，他在破草屋里的金銮殿上，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仍不断地呵责叫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国之前，缅甸政府把马吉翔诱出杀掉。

满洲人从没有想到会把明王朝消灭，更没有想到会成为泱泱大国的主人，突然间被吴三桂邀请入关，已大大地出他们意料之外，而迁都北京后，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1645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就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

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

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80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20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

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十七世纪的疆域已萎缩到300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

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15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1140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

这当然只是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个人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其他人也可有其他的看法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