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观念的发展与乱象：真伪儒家经济观念
陈思进
中国长期以来，名义上奉行孔孟之道，实际施行的是专制君主和御用文人炮制的愚民伪儒，肆意曲解儒家“义利观”，以反商抑末为能事。其实孔孟对于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有着十分高明和精辟的见解。
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何尝轻利，何尝反商？恰恰相反，真版儒家学说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绝非与七情六欲为敌。
儒家反对的绝不是求利。孔孟之道不仅“以人为本”，而且“以利为本”。
孔子曰：“仁者人也。” （《家语．哀公问政》）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学”当然“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首先要“以己为本”。孟子有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个人为家庭、国家、天下之根本；个人本位的重要性，这里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以己为本”必然要“以利为本”。孟子尝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原因）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章句下》）这是儒家关於利益驱动为人性之本的明澈表述。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期期不以为可者，求不义之利或“后义而先利（放弃正道原则急于图利）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得透彻到家，“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讲仁义就是为了通过“仁者爱人”而“使人爱己”，进而实现“仁者爱己”的目的；追求的是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换言之就是一种无比高明的求利之道。
至于货殖（易货赚钱，即商业），乃民之所利。如孟轲所言：“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这个“市”，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政府除了顺应“民之所利”扶植引导循正道以行，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端木赐）是当时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一个由贫致富出类拔萃的大商人。他言词机灵，反应敏捷，闻一而能知其他，是观察、分析、把握市场动向的高手；又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相当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正道儒商情怀（见《论语·公冶长》）。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也，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意为此子不听天由命，善于经商增殖财货，测度市场的脉动──价钱低时买进，价钱好时卖出，准确率很高。
儒家不仅不反对发财致富，还赞成《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把致富作为实现礼治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求富，空谈礼、义、荣、辱，还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发财致富，多多益善也。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专制统治永世其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等御用文人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于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并垄断大商业（如盐铁等）利益，成为特权统治阶层自私享乐的物质保障。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于是充斥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现状，专注于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于是，中国社会发展渐趋滞缓，虽时有涉及货币理论，但不见其超越《管子》的总体水平。当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说，无稽之谈罢了。
明清而下，社会发展几近停顿，货币思想也罕有进步表现，大体上乏善可陈了。
